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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把書藏在床底下，父親又說這樣會弄潮了。於是在這炎炎的8月，從早到晚，搬來搬去，弄得我渾身是土，渾身是汗。父親跟在後面，總說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最後，我只好把書依然放在舊書櫥裡，外面貼上白紙，算是“藏”好了。事後，我這“聰明絕頂”的藏書術，被全家傳為笑柄，他們說“應該在貼上的白紙上，大書‘此地無書’，才能載進‘新笑林廣記’！”我只能苦笑著說：“那時候人都嚇糊塗了，自然做的是糊塗事！”

當時，父親的主要著作由我儲存，他手寫的詩稿，由二家兄藏在他的辦公室裡，二家兄到湖北幹校後，又轉由我儲存。其餘的書，三家兄、大舍妹也曾分散地儲存了一兩本，免得一人出事，書被“一網打盡”。我把這上百本書，放在一個行李袋裡，從此，我和父親的著作便形影不離了。當時並沒有想到他日再版，這是一個不敢奢望的事情，雖然日後它成了《張恨水全集》出版的基礎。不過在那恐怖的日子裡，我還是清醒地認識到，這是父親留給我們最珍貴的手澤，是他一生的心血，也是我家的全部“財產”！要作為傳家寶，一代傳一代地儲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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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3）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在“橫掃一切”的狂風惡浪席捲下，父親的老友全都被整得死去活來，有的被遣送回無親無友的原籍，有的被整得跳了什剎海，而父親卻“倖免於難”，沒有被當面批鬥，甚至連家也沒被“抄”，這種“奇蹟”，看似意外，實則有因。首先是他所在單位中央文史館的保護，因為按照當時是非顛倒的標準，文史館自然是“洪洞縣內無好人，”大家“彼此彼此”。於是中央文史館把招牌摘去，囑咐館員們都不要來上班，讓“造反者”無從尋覓。其二是父親生性淡泊，不喜歡拋頭露面，誠如他自己詩句所云：“如今悟得為人理，少向輸贏角逐中。”加之有病，更是深居簡出，風頭不健，不是“首當其衝者”，正所謂“因病得福”。其三，也是最主要原因，那就是母親的好人緣兒，母親一向樂善好施，急人危難，凡是有求者，莫不慷慨相助，附近的左鄰右舍，家家都得過她的錢與物相助，這就是父親讚美母親詩句所云的“遇人遙遠給春風”的原由。尤其多虧了街道主任李嫂。李嫂在家鄉時，其夫在我家做廚師，在母親的勸說下，他才回家接李嫂出來。而且臨行前，母親給他做了新衣，買了禮物，好讓他體體面面地回鄉。李嫂到了北京，母親讓他們夫妻住在我家前院，還不收房租，解放後，母親又給了他們一筆錢，讓他們可以開個小店為生。當“紅衛兵”要來抄家時，上面已有規定，需“三結合”，就是經單位、派出所、居委會三方批准，李嫂在居委會對前來的紅衛兵說：“張先生家我知道，他們是好人，除了書，沒有別的！”由於街道的保護，我們的家居然成了濁浪襲來中的避風港，父親才得以“安全無恙”。可見就在那陰晦淒冷的風雨中，也依然有澆滅不熄的人性之光！

父親最後的日子（1）

就在這惶然不可終日的煎熬中，卻也給父親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喜訊，那就是大舍妹明明在離京兩年半之後，回家結婚。雖然是嚴冬12月中旬，但我們感不到絲毫的涼意。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父親扶著門框出來迎接大妹，憔悴的臉上綻出了一絲欣慰的笑容。明明的歸來，使小書房恢復了往日的生機，儘管笑聲是沉悶的，但畢竟沖刷掉了心中半年多的積悶。

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年月，大舍妹的婚禮自然是一切從簡。可是父親總記得母親的臨終囑咐，儘量搞得歡樂喜慶一些，更何況這是他偏憐疼愛的大女兒。外面的飯館也都“革命化了”，父親覺得不能請親家在外面吃飯，就在家裡吃頓便飯，也是表示一點恭敬之情。於是父親把採購食品的任務交給了我的妻子，要她盡力買得豐富一些，而且他還讓人攙扶著看看新房的佈置，也看看我們準備的菜如何。

大舍妹結婚的那天，父親特意穿上了妹妹給他買的藍布罩衫，迎接親家的到來，家宴很豐富，飯後全家合影留念。這些活動父親都高興地參加了，他還一直陪著親家聊天，儘管很少說話，也顯得有些勞累，但是看得出他很欣慰，有一種又完成了一件大事的釋懷。

大舍妹明明婚後的10來天，我們儘量多陪伴父親，尤其是晚飯後，大家都會到小書房裡，和父親圍爐閒話。“花盆爐子”的火，燒得旺旺的，碧螺春的茶香飄散在滿屋，似乎聽不到外面呼嘯的西北風和“打倒”的喧囂，屋子裡顯得生機盎然，我們又恢復了天南地北的“海聊”。大舍妹會講一些四川的見聞，父親聽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