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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學一學就會了，等你回家來慢慢兒學吧。此祝進步

我寫字還是不行，這封信寫了我一夜。

父 恨水書 四月十六日

父親在得知我即將去參加“四清”時，給二舍妹一信：

蓉蓉吾兒：

你寄我的十一日信我已經看過了，我的錢已經交給你伍哥的手中，伍哥表示昨日是星期日，星期一準交給你學校，我想你學校準給你寄吧。你伍兄也是要走的，要到的地方是甘肅靜縣（伍注：信誤，應為寧縣），在陝西交界的地方，搞的是“四清”，一半年才能回來，大約你二人不會回（會）面了。此祝

進步

父 恨水書 二月二日

孤寂病弱的老父想念兩個在外地的妹妹，關心她們的生活和健康，給她們寫信是老父晚年生活的慰籍。我需要說明的是，父親一生有個習慣，寄信和郵稿從不假手於人，不管回覆一素昧平生的讀者普通訊函，還是給報社寄發稿件，他都要親手送到郵局或放進郵筒。從我記事時起，就是在避難山村抑或回到北京，他都是如此。從這小小的一件事，可以看出他忠誠守信和嚴肅執著的職業道德。當他每次給妹妹寫完信，都要邁著行動不方便的雙腿，由我陪著他去附郵。寄完了信，父親便數著手指，盼著妹妹回信，有時回信遲了，他便輾轉難眠，在給大舍妹的一封信中，曾經描述過自己思念女兒的心情：

明明吾兒：

你已有半月多沒有寫信來告知一切，我非常地掛念……

說起來日子也不算多，可是每晚盼著，半晚醒了枕頭哭溼了半個，你工作還沒有了，工作了時同我寫封信來，千萬千萬……

。。

在“文化大革命”中（2）

讀者諸君，請想一下，一個被病魔纏身的70多歲的老人，思念女兒竟會深夜哭溼了枕頭！為了告慰外地的女兒，老人顫抖著手，艱難地握筆，親手寫信，竟寫了一夜！誰看了這樣的信，都會為之感動得淚下。

1966年7月，我們工作組奉命中斷了甘肅的“四清”，回到北京。剛下火車，在火車站還沒有御下行裝，耳畔就響起了“打倒”之聲，有人已被“揪”出來了。過了不久，就是那令人不寒而慄的“八月恐怖”。在這不正常的日子裡，是非完全顛倒，父親的老友無一倖免，全都被“揪”出來，關進了“牛棚”。這些事情，我們都瞞著有病在身的父親。兄妹們用溫情織成了一張薄薄的紗網，遮圍著父親，不讓他受到外界的刺激，因為他太虛弱了，經不得半點傷害。儘管是無“班”可上，但是每天我們還得到單位去“搞”批鬥，每天早上去，都是提心吊膽，因為不知何時大禍臨頭，被“揪”出來隔離審查，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匆匆趕回家。看到老父親安然無恙，才算鬆了口氣。

就在這惶然不可終日的煎熬中，附近高喊“打倒”、“砸爛”的喧囂聲浪，還是時時傳進我家的小院。緊挨著我家的左鄰右舍都遭到了“抄家”的厄運。聽著隔壁傳來的叫罵聲、鞭打和翻箱倒櫃的嘈雜聲，讓人心驚肉跳，毛骨悚然，我們實在害怕“紅衛兵”走錯了門或是興之所至，來“造一下反”，年老病弱而又倔強的父親，不知會有什麼冒犯的舉動？那後果是太可怕了。天真年幼的小弟弟則在院裡高唱革命歌曲，雖然遭到家人的制止，但是我們懂得他是在用天真可笑的幼稚行動來保護父親，也可說是“用心良苦”。

瘋狂的抄家之風，愈刮愈烈，父親的書如《四部備要》及他著作，按照那時的標準，不是“毒草”也是“四舊”，無疑都是“破”的物件，我們不得不有所準備。

父親的書太多了，藏也無處可藏，扔也無處可扔，送也無處可送。那個時候，人人自危，個個害怕，誰都處在“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之際，這些書會給你帶來滿門查抄之禍，避之猶恐不及，誰敢惹火燒身？膽小一些的親友，把父親的書都燒了，就連一位在我家40多年的老奶媽，也不敢收藏它，說是農村也不安全，轉移農村也行不通，只好把父親的主要著作和他最喜歡的書藏起來，其餘的只好聽天由命了。父親自己曾有句雲：“手澤無多惟紙筆，”這是父親一生的心血，一定要把它藏好，豁出去了，就把它藏在家裡，不過我把書的封面撕了，父親的詩稿集《病中吟》、《閒居吟》的封皮也撕去了，反正紅衛兵是一群不學“有術”的造反派，一旦被“抄”出來，就說是我寫的，也許能僥倖混過去，當時就是這樣想的，父親的這百十本書把我折騰苦了。內子幫我把書用油布包起來，藏在煤缸裡，父親說這樣會弄髒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