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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政權最大的分野，因為後者統統是共產黨的*。

接下來，*聯合政府到底要推行哪些具體改革呢？黨綱提出了三個目標：一、在安保、外交領域，廢除《日美安保條約》和美軍基地，謀求日本的非同盟、中立化；二、在經濟領域，扼制大企業的強橫，確立捍衛國民生活與權利的遊戲規則；三、在憲法、*主義領域，不容憲法“改惡”，使日本成為*主義紮根而沒有軍國主義擔憂的國度。凡此種種，基本上是“兩階段論”中第一階段的目標，即資本主義框架內的*改革。

而為實現上述目標，又設定了在“21世紀早期，即2050年之前”建立*聯合政府的路線圖。當然，這個*聯合政府應該是在日共主導下的，至少是有日共參加的聯合政府自不在話下。進而，在2006年1月召開的“二十四大”上，日共透過決議，認為“自民黨政治的危機與僵局，無論外交，還是內政，都已經迎來了最深刻的階段。日本共產黨在上一次大會（指‘二十三大’——筆者注）上決策的*綱和關於日本改革的方針，指明瞭道路”，對小泉“構造改革”的出路和日本的前途問題，表現出某種意識形態的自負。

而客觀上，也正是進入21世紀以來，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向的社會改革及其“負面遺產”，為日共帶來了新的生機。社會貧困化問題的出現及擴大，不僅改變了日本曾引以為傲的“一億總中流”的社會結構，導致今天每三個人中，便有一名非正式僱傭勞動者的“格差社會”，而且極大改寫了世道人心和流行文化。從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等普羅文學的再度流行，到*《資本論》新譯本的熱銷，日本文化的流行色已然不是曾幾何時大企業上班族們筆挺的灰色西裝，而是“派遣”、“宅男”、“飛特族”、“食草族”。

正如歷史上共產主義信仰和運動的出現、做大總是與飢餓、貧困問題相伴而生一樣，正是日本在21世紀初葉的社會轉型凸顯了日共的發展和壯大，黨員人數和《赤旗》發行量的增量資料似乎也證明了這點。但看一個政黨在社會中的影響力，不僅要參考其黨員人數、機關報發行量等資料，更主要的，是要看其在國會的影響，說白了，就是選票：日共能否真正成為社會貧困層政治利益的代表，端賴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國會的構成。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日共：從革命黨到生活黨（3）

如果從這種視角出發，對日共的政治資源整合能力做一番考察的話，結果相當令人失望：雖然基於種種原因，歷史上也曾有過眾院當選接近四十席的輝煌，但近二十年來的頹勢卻十分明顯。90年代中期，又短暫呈現過二十餘席的“迴光返照”，但其背後顯然有冷戰終結，另一個左翼中堅政黨社會黨的歷史性敗北，原來挺社會黨的選票流向日共的因素。再加上參院的實績，日共“退潮說”似不辨自明，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在國會取得三位數的席位，重操“保（守）革（新）”政治話語以制衡政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日本政壇大洗牌的情況下，緣何“骨灰級”老黨日共偏偏無法“鹹魚翻身”呢？這既與當今國際共運的普遍性頹勢有關，也與日共自身的內因有關，而後者無疑是主要的。首先，在日本戰後長達六十四年的漫長和平發展過程中，日共總是到了重要的歷史拐點，才不得不放棄某些傳統的意識形態話語，而缺乏順應歷史潮流，在議會政治的框架內前瞻性地提出富於建設性和現實可操作性的宏觀發展戰略的能力，被認為不是一個可“與時共進”的政黨；其次，受制於意識形態，日共的政治話語過於晦澀，諸如“科學社會主義”、“*集中制”等表述往往令在戰後資本主義社會市民文化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國民一頭霧水，不知所云——革新政治，要從革新政治話語開始；第三，日共在戰後初期策動了諸多訴諸暴力革命理唸的行動，其負面影響至今難以消弭。尤其是其黨內*機制的不健全、不透明，包括早期內部派系鬥爭，動輒訴諸整肅清洗的殘酷性，其幹部人事制度的“從上至下”及領導人事實上的終身制等等，不能不說與主流政治文化尚有距離。正是這些問題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正面的形象，如對黑金政治的絕緣（日政黨中，只有日共始終拒絕接受國會撥款的政黨交付金和任何形式的企業獻金，其黨務活動完全依賴黨員的黨費及個人捐款和機關刊物的發行收益）等，令國民覺得日共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普通”政黨。

對此，日共自身也有所自覺。加上近年來70後、80後等年輕“血液”的加入，其黨文化的生態也在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