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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外交問題多多，這也是日本國內輿論和國際社會指責的焦點。在這個問題上，筆者向來主張就事論事，不因人廢言、廢行。

首先，對日本國民來說，小泉政權的對美外交，功莫大焉。作為日本戰後最親美的政府，小泉自始至終把日美關係定位為重中之重，支柱中的支柱。但就其發展日美關係的出發點而言，似乎與半個世紀前參與日美安保條約制定的前輩政治家有所不同。宥於歷史原因，吉田茂時代的日本政治掌舵者，在此問題上的發言權、影響力極其有限，他們腦子裡只有“主權換安保”的樸素的戰略主張。但小泉不同，作為泡沫經濟後轉型期日本的領導者，他有很強的要在21世紀讓日本實現成為“普通國家”的戰略目標的使命感及面向此國家戰略時的焦慮。為此，小泉所能想到的最大資源就是日美同盟。

出於如此的戰略和內心需要，小泉傾國力推進日美關係——有時甚至不惜借個人感情來促成、維繫兩國關係的“蜜月”——終於在謝幕前夕，將雙邊關係提升為所謂日美“全球同盟”的“最高境界”。日本則在這棵大樹的蔭護下，不僅把陸海空自衛隊派到了海外的沙場，進而還將從法律上徹底擺脫戰後的桎梏，成為可以坦然獨步國際社會的“負責任的普通國家”。畢竟，解鈴還須繫鈴人——被美國強加的憲法，要動也繞不開與華盛頓的溝通、“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說，日美同盟的強化，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

其次，2002年底親赴平壤，本想開啟朝日邦交正常化大門的小泉，在綁架日人問題上遭遇了國內輿論的民意瓶頸，對朝外交一籌莫展。加上朝核危機日益深刻，兩國關係已從膠著走向凍結。但儘管如此，小泉直到最後都未曾放棄對話的努力，最終發動對朝經濟制裁，實現從“對話”向“壓力”的政策轉變的，事實上是對朝強硬派安倍。

至於其在對中、韓外交上的“汙點”，最好還是交給歷史和日本人民去審判吧。好在，大和民族似乎很少用完人標準來苛求政治家：因洛克希德事件①而失足的田中角榮是不折不扣的“經濟犯罪”分子，但依然不妨礙其成為戰後最偉大的宰相之一。

歷史證明，日本國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在戰後重要歷史關頭推出的政治掌舵者絕少浪漫情懷，都是不折不扣、極端務實的現實主義者。尤其是小泉，這個被稱為“怪人”的獨身男人，甚至好像並不貪戀權力，在功成名就、支援率居高不下之時全身而退，留下了一個近乎完美的背影。回顧日本戰後史，似乎還沒有如此“退陣”的首相——在淡出權力視野的時候，卻似乎為再起東山做好了一切準備。②

與鷹共舞（1）

——安倍其人及其新保守主義政治

2006年9月20日的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安倍晉三在702張有效選票中，獲得464票，成為日本第一位戰後出生的自民黨總裁，順理成章地當上了日本第90代首相，給自己打造了一個結結實實的“紅包”（選舉翌日即為其五十二歲生日）。

安倍是山口縣向日本社會貢獻的第八位首相。山口縣，位於本州島最南端，緊鄰九州島，為近代倒幕運動的策源地，志士仁人、高官顯宦輩出之所。戰前，從首代首相伊藤博文算起，先後有山縣有朋、桂太郎、寺內正一和田中義一五任首相“出世”；戰後，則出了岸信介和佐藤榮作兩位首相。兩位中，前者是安倍的外祖父，後者是他的外叔祖父。日本本來就有貴族政治的因襲，加上戰後美國權宜性地對日*化改造政策的“首鼠兩端”，在政壇，三代同為國會議員的“藍血”者所在多有：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即是其一。但祖輩為相，孫輩依然為相者，戰後只有安倍和前首相細川護熙（其祖父為戰時首相、後自殺的近衛文麿）。令安倍痛惜不已的是，1991年，曾任中曾根內閣外相的父親安倍晉太郎患癌症去世，與首相寶座擦肩而過（其將接替竹下任下屆首相本來已是自民黨內部“調整”的結果）。否則，安倍家族興許會成為日本歷史上唯一一個三代為相的望族。

從以乃父的秘書官身份躋身政壇，到成為首相，安倍只用了十三年多一點的時間，徹底顛覆了“永田町的常識”。對日本社會多少有所瞭解的人會知道，其在政壇的迅速崛起，不能不說是個奇蹟。如果當初他沒有做出從政的選擇，依然在鋼鐵公司從事軋鋼板出口營業的話，以日本大企業的“年功序列”傳統，一個五十出頭的上班族，能否進入公司董事會都很難說。

政治“跳班生”的“保守主義”原點

作為口含金匙出生的政治世家子弟，比起同齡人，安倍心中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