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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大膽匯入眾院議員選舉的“小選舉區”機制，在人事安排上首開不接受黨內派閥推薦人選的“惡例”。僅此兩項，便極大地打擊了自民黨內派閥系統，一些派閥已被摧毀（如“津島派”，即舊“橋本派”），尚未被摧毀的，其勢力也被大大削弱（如“森派”）。可以說，正是小泉治下，日本政治才開始呈現從（自民）黨內對立到政黨間對立的“政黨政治”的雛形。

利用“對決型”政治話語（如“改革還是不改革”），製造“對決型”政治議題（如“誰不改革誰下臺”），來爭取民意及對無黨派層的策反、懷柔，是小泉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徵。這種策略在打擊對立勢力時，其殺傷力是不言而喻的：對政治不明就裡的普通民眾，雖然搞不清什麼才是好的政策，但面對諸如“改革或者下臺”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選擇的時候，會出於本能為所謂“改革派”投票。但這種“對決型”話語政治的致命問題在於，它永遠需要一個敵人，自民黨、保守派、郵政族……但是，當它的對立面被打倒之後，後續議題的話語空間往往會受到擠壓。譬如，“把自民黨砸個稀巴爛”是國民耳熟能詳的口號，但“砸個稀巴爛”之後，接下來該做什麼，迄今未見下文。　txt小說上傳分享

“小泉劇場”謝幕，近乎完美的背影（3）

對電視媒體和執政聯盟公明黨的過度依存是小泉政治的另一個特徵。就前者來說，靠電視的巨大影響力來維持政治家的高人氣指數，導致了自民黨利權構造的瓦解，“族議員”勢力也受到牽制。但其潛在的副作用也相當明顯：對於小泉這種天生具有明星氣質，且不乏駕馭鏡頭能力的首相來說尚不可怕，但對於今後的首相來說，很難說不會被電視控制；就後者而言，自民黨與公明黨並非一種單純的聯立，而是呈現一種每一名自民黨議員都或多或少地被公明黨和創價學會勢力滲透的不自然形態。事實上，被“改寫”的恰恰是自民黨。

行政體制改革是小泉力倡的“構造改革”的一環，旨在清算自民黨“1955年體制”，實現“小政府，大社會”的願景。對於這個註定會觸及社會既得利益層的改革，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的橋本政權，曾有過淺嘗輒止的嘗試，但觸動不大，無疾而終。而真正終結“1955年體制”的，無疑是小泉。他先後三次改組內閣，大力推進省廳改革、道路公團民營化改革、“三位一體”改革，並最終確定了重中之重的郵政民營化改革的方向。小泉內閣五年，日本的政府規模從2001年的22個省廳減少到目前的12個；僅郵政改革一項，就一舉削減了40萬名政府僱員，“小政府”呼之欲出。

經濟改革是令人眼花繚亂的“構造改革”的華彩樂章。在日本戰後史上，恐怕沒有一個政權像小泉政府那樣從政治上自覺弘揚，並始終如一地貫徹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理念。倡導“沒有構造改革，便沒有成長”的小泉，上臺伊始，就破例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竹中平藏拉進內閣，開民間人士入閣之先河。

從公共事業經費削減入手，到抑制新發國債額度、實施“金融再生計劃”、為“主銀行制”鬆綁……一直到郵政民營化改革，小泉五年半的改革被日本媒體形容為“光影交錯”的歲月。其成效有目共睹：泡沫經濟時期的鉅額不良債券基本得到清理；股價從日元（2001年4月26日）上升到日元（2006年9月22日）；完全失業率從（2001年4月）下降為（2006年7月）；日本央行執行了六年的零利率政策終結，走出通縮已開始讀秒……當日本的經濟復甦持續了52個月之後，已經沒人懷疑其下一輪的增長。

但改革的代價和副作用是沉重的：作為小泉改革的“負面遺產”，貧富差問題，已然成為世人詬病的焦點，某種程度上，也在抵消著小泉改革的“正面遺產”。日本從“一億中流”的平富天堂，到所謂“下流社會”（日本評論家三浦展的同名著作）的出現；從提倡“終身僱傭”，到“NEET族”（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的激增……日本正在從“最成功的共產主義國家”（美《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沃爾特·穆斯伯格語）迅速演變為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連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最近都對其急劇拉大的基尼係數發出了預警。

儘管小泉嘴上說“從來不認為貧富差是問題”，但無論是安倍內閣，還是最大在野黨*黨，都已經將其作為最優先課題加以檢討，足見其對日本社會震盪之深遠。

外交：小泉政權的“汙點”

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