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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罵。一般名人到了他這個身份，就頗愛惜羽毛，胡適就是如此。但傅斯年偏偏任著性子，坦然地說：“我的名譽反正不佳，只求問心無愧而已。”抗戰結束，他以代理校長的身份，接收北大，堅決拒絕與偽北大的師生來往，別人覺得有點過分，他卻固執地說：“‘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對那些下水當漢奸的，哪怕學問再好，他也絕對的不寬恕。每次提到羅振玉，必加“老賊”二字，稱之為“老賊羅振玉”。

不過，這些還是區區小事，“傅大炮”最為人樂道的，還是將中國兩個最顯赫的皇親國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轟下臺來。這兩位掌管了國庫鑰匙的黨國要人，在先後擔任行政院長期間，不僅縱容手下人貪汙，自己也大撈好處。因為有最高領袖做靠山，一般人都敢怒不敢言。但傅斯年的眼睛裡，卻容不得半點沙子。他憤怒地說：“我擁護政府，不是擁護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這班敗類搏鬥，才能真正幫助政府。”他的後半生，幾乎大半的精力都在與特權階級的既得利益搏鬥。程滄波將這場鬥爭，形容為“士大夫與買辦階級的爭持”。士大夫階級沒有既得利益，有超越的公平意識，天然與既得利益者勢不兩立。傅斯年，很有一點傳統士大夫的豪傑氣。豪傑氣，不是每一代士大夫都會有的，按照錢穆的看法，只有戰國、三國、唐代和宋朝的知識分子有豪傑氣。豪傑氣背後必要有憑藉，三國和唐代計程車大夫憑藉的是封建門第，是不可一世的貴族之氣。但在戰國和宋朝，貴族士大夫衰落，平民知識分子崛起，他們一無憑藉，支撐他們信念的是孔老夫子遺留下來的儒家道統。到20世紀，傳統士大夫消亡了，士大夫的精神依然存在，光大於傅斯年這樣的現代知識分子身上。他們也是平民出身，沒有門第的蔭護。雖然孔夫子之道已經被拋棄，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強大的道統：現代知識。傅斯年等現代知識分子正是憑藉新的知識道統，與政統中的既得利益搏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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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一代豪傑傅大炮（2）

新的知識道統，到20世紀，不再是雲遊四方的孤魂，而是開始有了自己的社會建制，那就是現代的大學、報館、出版業和研究機構。傅斯年腦瓜子很清楚，知道離開了這些知識根據地，知識分子將一錢不值，成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物件。這位當年“五四”愛國遊行的總指揮，對政治雖然有興趣，但正如程滄波所說：“他對政治，喜歡談論，而容易厭倦。偶然奮不顧身的一擊，並不是對政治有興趣，而是激發於士大夫的責任感。”早在“五四”時期，傅斯年就看透了中國政治的不可為：“中國的政治，不特現在是糟糕的，就是將來，我也以為是更糟糕的。……在中國是斷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不能以政治改政治，而又負有士大夫匡正天下的責任，那就只有以知識為憑藉，在公共領域大行其道了。到20世紀40年代，因為傅斯年的名氣實在太大，對國家也忠心耿耿，而其行政能力又眾所公認，蔣介石几次動腦筋，要把他請入政府裡面。知道他不肯做，還讓陳布雷發動一幫人去勸。但傅斯年偏偏不肯就範，他知道，一入宦門，苦海無邊，哪裡還有自由放炮的機會！他給蔣寫了一封信，力陳“斯年實愚憨之書生，世務非其所能，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偶為一介之用”。最後，再三推卻而不得，勉強做了個立法委員，一來還在政府的外圍，二來放起炮來也方便。

傅斯年自己不做官，而且還力阻胡適誤入侯門。1947年，蔣介石改組政府，考慮拉胡適入閣，擔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時為北大校長的胡適雖然對政治也僅是“不感興趣的興趣”，但他礙於情面，且對蔣尚存幻想，一度頗躍躍欲試。傅斯年心急如焚，函電交馳，勸阻老師千萬不要上當。他對胡適說，蔣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實則缺乏起碼的改革誠意。借重先生您，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只要先生您堅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夠勉強。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廢於一旦，令親者痛，北大瓦解。傅斯年這番話，最後還是發揮了作用，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胡適留在了北大。

傅斯年的不入政府，並非權宜之計，這與他對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我理解有關。他相信，只有守住輿論的公共領域，知識分子才有自己最好的政治發揮。在給胡適的信中，他有一段話，說得極透徹：“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永遠在野，這也是豪傑氣，這樣的豪傑氣，已經遠遠超越了傳統士大夫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