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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他入了此道，便身不由己了。《時事新報》主筆、中央黨部書記長、浙江省教育廳長、###次長、###副部長……陳布雷與蔣的關係愈貼愈近，愈來愈具有“臣”的性質，直到1934年出任“蔣委員長”侍從室主任，遂從此數十年如一日，朝夕不離蔣介石之左右，成為蔣氏須臾不可缺少的“文膽”。

從獨立的報人到君主的寵臣，引導陳布雷由此及彼蛻變的乃是“弘道”的宿願。既然在中國“道”的弘揚只能寄情於“勢”，那麼無論陳布雷個人如何推卻，最終乃逃脫不了從政的宿命。

從“道”乎？從“勢”乎？

一個知識分子，當他入政之後，面臨的是一個從“道”還是從“勢”的兩難困境。

這一困境發源於知識分子與君主之間的微妙關係：從道統這方面來說，知識分子負有指導君主明“道”、行“道”的使命，他們的關係是師徒；從政統那方面來說，君主享有指揮整個官僚行政機器的至上權力，他們的關係又是君臣。師徒關係與君臣關係，這是兩種差異頗深的社會規範，知識分子在前者發揮的是價值功能，理當“道”尊於“勢”，以“道”馭“勢”；在後者發揮的是工具功能，自然“勢”尊於“道”，“道”服從“勢”。顯然，這兩種角色規範在性質上相去甚遠，“道”與“勢”的關係也截然相反。但作為從政者來說，偏偏須一身兼二任焉，這就難於迴避從“道”還是從“勢”的嚴峻抉擇。

在這一問題上，儒法兩家理論上的回答是不同的。儒家認定的原則是“從道不從君”。孟子反覆強調臣事君必須以道義為基礎，不能以順為上，一味順從只是“妾婦之道”。他認為，為臣者須有不向權勢低頭的浩然正氣：“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與此相反，法家主張的是“勢”高於“道”，甚至“勢”本身就是“道”。韓非認為，為臣的唯一使命就是貫徹君主頒佈的法令，不得越雷池一步：“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這等於說，違法固須懲罰，法之外立功亦應懲罰，因為表現為法的君主個人意志是絕對至上的。

以上述兩種理論為指導，中國從政的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就分為兩種型別：儒家型理想主義者與法家型技術官吏。像范仲淹、王安石、海瑞等皆屬於前者，他們憑藉著“道”的信念，力圖變革現實中的不合理成分，與昏庸的君主權勢做著悲壯的抗爭。而法家型技術官吏從個人品質來說從正直到卑劣的都有，但有一共通點，即都滿足於充當貫徹君主意志的人格化工具，在龐大的行政官僚系統中發揮系統所賦予自己那部分的既定功能，而對系統本身的改革卻毫無興趣。

及至近代的國民黨文武大員中，我們依然可以找到這兩類從政的知識分子。張治中與張群是一對色彩反差相當鮮明的例案。他們兩人同是蔣介石十分倚重的親臣，但為臣之道卻大相徑庭。張治中是一個儒家型的理想主義者，他富於改革精神，對國民黨內“群僚百工，中於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祿位之保持，不圖事業之推展”的現象深惡痛絕，常常在蔣介石的面前直言上諫，是國民黨上層官吏中“最肯也是最敢說話的一個”。如1948年張治中經再三考慮，不惜冒丟烏紗帽以至丟頭顱的風險，向蔣上呈了長達數萬言的《對當前國是之檢討與建議》，對國民黨執政以來的各項保守政策予以嚴厲批評，並將之歸咎於“領袖”本身的領導失當、獨斷專行，甚至在文中有蔣“為世界各國領袖中脾氣最壞之一人”等語。而張群，儘管從資格來說還是蔣介石早年留學日本的老友，但一俟確定君臣名分，張群便在蔣的面前唯唯諾諾，矮了三分。他老於世故，不思有進，以揣摩蔣的心理、保住祿位為能事。每每見蔣，即備甲乙二案相機行事。他公開透露過自己的為官之道：“我只是個廚子，主人喜歡吃什麼菜，我就做什麼菜。”還頗有自知之明地承認：“張群何人？蔣介石走狗也。”那麼，本文的主人公陳布雷究竟屬於哪一類呢？應該說，陳布雷既非儒家型理想主義者，亦非法家型技術官吏，他似乎介於二者之間。陳布雷有自己的救國之道，雖然長期當蔣的幕僚，為蔣起草文告，參與籌劃國策大計，但他從未像張群那般政客一樣，只是一味順從，以迎合“領袖”為職責。他畢竟還能夠相機進言，委婉地在蔣面前表露自己的看法，提出若干忠告。但他又極注意君臣位分，為臣者，為忠君計理應對君“知無不言”，但也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