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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有了自己的文化陣地，像陳布雷所棲身的便是“縱論天下之事”的報界。與此相適應，近代知識分子也萌生了階層的自我意識，他們不再把入仕作為自己的人生選擇，開始意識到知識分子之所以為知識分子乃在於求知或求真理，縱然負有社會良心的使命，也須保持身份的獨立，以社會輿論干預政治。當陳布雷立志做一個報人時，這一切之於他未必能達到理性的自覺，但畢竟是影響他選擇職業的社會心理背景。

然而，“擇勢”的傳統在近代知識群中並沒有就此斷絕，在某種時代氛圍的刺激下反而有所光大。近代中國是一個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的亂世，沉重的國難、腐敗的政治需要知識分子去關切、拯救。但在政治權勢一統天下的格局下，社會輿論很難起到在現代西方多元化系統中所能起到的那種對政治的干預效果，相反的，輿論界本身倒常常遭到政治強權的粗暴干涉，稍有社會正義感的知識分子有的被殺（如邵飄萍），有的被關（如成舍我），而倖存者無一不在種種重壓下苦撐。陳布雷主持《商報》時就因自己的直言不諱而招來不少麻煩。1927年北伐軍攻克武漢時，《商報》以大字標題予以報道評說，軍閥們對此極為不悅，報社的董事們也萬分驚恐，認為“本報何能開罪吳佩孚？”竟派人來報社審查言論及新聞。此舉雖為陳布雷所抵制，卻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感輿論的不自由和無所作為。

陳布雷是一個愛國至深的知識分子，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有自己的救世之道。原本他確實想以一支直筆報效國家，在天下興亡之際盡匹夫之責。但他漸漸地對自己的選擇失望了。顯然，在那樣一個社會環境下，唯有投身於現實政治，直接從政，彷彿才能切實起點作用。近代知識分子縱然在主觀上欲以輿論實現“道”，但客觀情形卻逼迫著他們不得不將“道”轉化為“勢”，移情於“勢”。

中國知識分子入政的關鍵取決於是否遇上了明君。明君的標準有兩條：一是能夠行“道”，二是對士人表示足夠的尊重。孟子當年在回答“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問題時，認為“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這就是說，既“迎之致敬以有禮”，又“將行其言”，此已屬明君，理當迅速“就之”；雖不能行“道”，但對知識分子優禮有加，照顧他們面子上尊嚴的，亦可酌情“就之”。

蔣介石當時在陳布雷的心目之中就屬於一位“明君”。1926年春天，蔣託人到滬轉送給陳布雷一張附有親筆簽名的戎裝照片，遙致推重之意。翌年開春，陳布雷遂應邀去南昌會蔣。“蔣總司令”對他是熱情非凡，讓他住人總司令部西花廳，並親自介紹他參加了國民黨。這使陳布雷受寵若驚，感激萬分，雖未明言，但已有了“士為知己者死”的報答之情。在他看來，蔣不僅“迎之致敬以有禮”，而且還“將行其言”，能夠實行陳氏素所崇仰的三民主義之“道”。陳布雷晚年曾向下屬透露過一段心曲：

先總理所說訓政結束以後，是否還有各黨各派問題，在民國十六年以後不久，我早就問過胡漢民先生，胡先生答：“依總理遺教所言，不應有各黨各派。”我又問吳稚暉先生，則答：“此問題甚重要，但尚未深思，暫不能作答。”問蔣先生，則答：“此問題極好，惟在未提出此問題之前，實從未想過。不過，以我想法，中國國情不同，不應取人家###的辦法，頂好將來要各黨各派共同負起建國的責任。”我覺得蔣先生的看法，胸襟遠大，於國家有利，故從那時就死心踏地為他服務。

在國民黨諸領袖之中，陳布雷決意擇定“蔣先生”了。但是否從政尚在猶豫之中。中國知識分子與君主的關係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介乎於師友之間的個人私交，另一種是君臣相對的行政隸屬。陳布雷實在太留戀報人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涯，深知自己的個性也不適合入朝做臣，甚至連形象也不甚匹配，自感“像我這樣一個人，矮小，瘦弱，站也站不直，擺在禮堂上也不太像樣子”。他遂向蔣表示：機關重職，非己所能勝任，只願跟隨先生左右，充任先生的私人秘書。他頗欲避免為臣的那種拘束地位，只想以個人的身份從旁協助“蔣先生”，報答“明君”的知遇之恩。正如其夫人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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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道”與“勢”之間的人生掙扎（3）

先夫子一介書生，從政本非素願，且以生性不近，時作擺脫之想，故先期歷任政府職務，僅自賃旅舍以居，從不攜眷，蓋每以為不數月即可辭歸也。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