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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自我宣傳。比如以我的情況來說，按照金伯利的建議，就應該這樣開始：“大家好，我是芭芭拉·亞歷山大，一位很棒的公關從業人員。”在我與喬安妮的一次電話諮詢上，她還跟我分享了她自己的電梯發言—這證明她也在找工作—當我鼓起勇氣表示她的發言聽起來有些僵硬不自然時，她承認還沒完全背熟。

在網上搜尋了幾個小時，終於找到了一個在華盛頓特區的“40歲以上人士俱樂部”要舉行聯誼會，這地方離我的住所大概有兩個半小時的車程。俱樂部是專為幫助進入中年的白領人士求職所設立的，它的第一個專家組成員包括好幾個著名企業家和文化名人呢，比如IBM的創始人湯姆·沃森、JC　Penney的詹姆斯·凱西·彭尼、電視人格的奧塞·高德佛雷，還有《積極思考的力量》一書的作者諾曼·文森特·皮爾—這位“大師”，我私下以為應該是金伯利的知識分子祖父。雖然有個不凡的起源，但這個全美共有19個分會的俱樂部其實是一個失業白領的草根組織，因為它完全由志願者經營，這些志願者也是為方便起見，直接從失業的中年白領大軍中抽取出來的。

聯誼會是在一個微雨的1月早晨9點半開始的，地址聽起來很有點不凡：杜邦環島附近。其實那個地方是個又黑又亂、完全沒有裝修的地下室。帕美拉，一個50歲左右的女士，穿著一件長長的緊身裙，給人一種類似美人魚的效果，站在走廊裡招呼我去一個桌子旁，那裡有另一個50歲左右的工作人員特德，正在負責分發名牌。特德穿著一套皺巴巴的西裝，奇怪地映襯出他有一隻似乎被打腫的熊貓眼。“不行”，他在叫我，說我不能拿紅色名牌，因為我是“新人”，於是分給我一個藍色的牌子。他避開我的直視，也許是為了分散我對那隻熊貓眼的注意，告訴我聯誼會會持續到10點鐘，結束後歡迎我們去聽一個“求職者的新年志願”講座。

時間不多，所以我希望趕緊投入，與我的求職夥伴們見面聊天，向他們介紹自己，詢問一下他們都在找什麼型別的工作。圍著講臺呈半圓形佈置的椅子上，稀稀拉拉地坐著大約15個人，都是中年白人，彼此距離很遠。我在位置坐滿之前成功地和幾個人建立了聯絡：邁克，從事金融業；吉姆也是做公關的，叫人倒吸一口涼氣的是，他的求職歷程已經長達7個月。一個自稱是媒體經理的男人纏上了我，說他比誰都苦悶，他為時代華納工作了11年，卻在公司不明原因的一次企業重組中被裁員，沒有收入的他還有兩個十幾歲的孩子要養育。看，這些就是我的同病相憐者，這些男人，還有少數的女人，待會兒活動結束後就要像我一樣回到家中餐廳的桌子旁，坐下來，孤獨地在網上搜尋一下午。

我來之前還一直擔心沒好好準備一份“電梯發言”，結果和我搭訕的根本沒有一個人做這類發言，更沒有人要求我說。金伯利和喬安妮都在想什麼呢？這裡大多數求職者的臉上都掛著一種消極和微弱的期望；穿得雖然很整潔，但是幾乎沒有人的衣飾超過毛衣便褲的層次。按照這些表面的特徵判斷，如果這群人中出現另外一個ENTJ，我會大吃一驚的。事實上，即使這個屋子坐滿30個人，都是這個年齡段的，全場也只會有我一個人在進行系統性的“活動”。後來的一個叫邁克爾的人，對我的一臉微笑幾乎沒有任何反應，只管將他的頭埋進《華盛頓郵報》中。我只好越過他跟弗蘭克打招呼，弗蘭克60歲左右，皺紋滿面，他說自己是個財務顧問。

“你知道布什有什麼問題嗎？”他問我，“他從來就不需要工作，他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人，一切都是別人為他安排好後恭敬地遞給他。”

我點頭表示同意，並說自己也是一個顧問—這是我學到的一個可以代替“自由職業”的說法。他發現那就是“他們希望我們都變成的人—顧問”。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利用我們，不需要的時候讓我們消失，沒有任何利益和麻煩牽涉其間。

10點鐘，會議由默爾拉開序幕，她解釋說俱樂部的“核心任務”就是把像我這樣的新手轉變為精明強幹的求職機器。我發現自己已經盲目地受到默爾的鼓動了。她很漂亮，這是第一，可能和我一般年紀或者稍微年輕些，而且有一種令人矚目的鎮靜姿態。我將她當做女性經理人的樣板—語氣和善卻對手頭的工作容不得一絲偏差。她說她已經連續求職9個月了—不過看她的架勢，這個數字一定是她作為這兒領導的一個資歷證明—但是這個資訊讓人絕望。如果這樣一個具有領導素質的角色還會失業達一年之久，那我這種人還有什麼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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