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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微本人也畫鳥雀，顧愷之也很喜歡畫水鳥，還有個陶景真，有記載談論他的《孔雀鸚鵡圖》。而北宋《宣和畫譜》上的《花鳥敘論》，則可能是歷史上首篇花鳥畫文論了。

花鳥畫的文化妙理，跟山水畫有異曲同工之處，只是跟山水畫相比，它少了些宏大，多了些細微，少了些肅穆，多了些靈動。而宏大細微、肅穆靈動的組合，才是世界完整而生動的真實面目。薛稷、邊鸞、徐熙、黃筌、趙佶、徐渭、揚州八怪、吳昌碩、齊白石等，是中國畫史上花鳥畫家的最傑出代表。細細思之想之，我們的眼前可能會浮現出薛稷的鶴、邊鸞的孔雀、刁光胤的花竹、郭乾暉的鷹、趙昌的花、崔白的雀、吳炳的折枝、林椿的花果、李迪的禽、李衎的竹、張守中的鴛鴦、王冕的梅、林良的禽、陳淳的墨花、徐渭的葡萄、朱耷的魚、鄭板橋的竹、惲壽平的荷、華喦的鳥、吳昌碩的花卉、齊白石的草蟲、李苦禪的山鷹——確實稱得上繁花錦繡、百啼爭鳴、琳琅滿目、美不勝美。

需要注意的是，花鳥畫也跟其他畫科一樣，一直存在著工筆、彩筆、墨筆、意筆以及工意結合、彩墨攙滲等畫家意趣、時代興變和意志選擇問題。還有值得注意的，就是隨著文人畫的勃興，梅蘭竹菊“四君子”以及梅竹松“歲寒三友”因其外形內質，被文人們優先選中，作為獨特的畫題經年不衰；更有蓮荷，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潔美姿，贏得了無數畫人的情有獨鍾，代有畫人。另外，歷史上的絕多女畫家，亦多以花鳥題材為重。

被譽為“花鳥畫之祖”的，是唐代長安人邊鸞。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中說他“少攻丹青，最長於花鳥折枝草木三妙，未之有也”，“窮羽毛之變態，奪花卉之芳妍”。他擅長花鳥草木、蜂蝶雀蟬，精於寫生，妙於設色，下筆輕利，用色鮮明。唐德宗時，有新羅國獻孔雀於朝，豔麗奪目，引人關注。德宗把邊鸞請來畫孔雀，據說畫了兩隻，“一正一背，翠彩生動，金羽輝灼，若連清聲，宛應繁節”。邊先生還曾經為長安洛陽等地的寺觀繪製過大量壁畫，端的是花卉豔麗欲滴，鳥雀逼真脫壁，引得眾人圍觀流連，無不感嘆稱頌。

花鳥畫：花開紅樹亂鶯啼（2）

元人湯垕《畫鑑》有言：“唐人花鳥，邊鸞最為馳譽。大抵精於設色，濃豔如生——要知花鳥一科，唐之邊鸞，宋之徐、黃，為古今規式。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也。”宋《宣和畫譜》也表揚邊鸞“精於設色，無斧鑿痕”。該畫譜記載了邊鸞三十三件作品，內容涉及孔雀、鷓鴣、鶺鴒、白鷳、牡丹、梨花、桃李、木瓜等名貴禽鳥花木。無所限囿的他，還把題材擴充套件到“山花野蔬”，看來竟比齊白石畫作題材還要豐富些。

邊鸞工筆重彩，獨居一格，畫面生機盎然，天趣真切，在花鳥畫獨立成科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其把唐代花鳥畫提高到嶄新水平的先進事蹟，榮獲花鳥畫“祖師”稱譽。五代花鳥畫名家刁光胤、黃筌等，都直接承襲他的畫風。提到黃筌，我們就會立刻想到徐熙，這兩位經常一併提起的五代花鳥大師，有“徐家野逸”、“黃家富貴”之說。徐熙在野，意境清淡雋永，黃筌則為宮廷畫家，作風豐滿美豔，身世也是造成一家富貴一家野逸的直接原因。

黃筌曾畫過《六鶴圖》，六鶴一隻稱做“唳天”，一隻稱做“警露”，一隻稱做“啄苔”，一隻稱做“舞風”，一隻稱做“疏翎”，一隻稱做“顧步”。僅從名字，誰都可以想象出六鶴是多麼地各具形態、精絕生動。詩聖杜甫卻有詩句曰：“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說的是唐代畫家薛稷曾經畫過十一隻鶴，這讓我們不禁遐想，黃筌六鶴彷彿已經畫盡鶴態，那薛公的十一鶴，又會是怎麼樣呢？答案是：畫失傳了。

百鳥朝鳳，花好月圓，俱是人人想往之美好所在。面對徐野、黃富，世俗的主流取向，自然應該是“黃家富貴”。所以據說連徐熙的孫子徐崇嗣，都不願堅持走祖父的“野逸”之路，而是往“富貴”的畫風上靠近。不過，也許是因為不缺富貴，才絕當代的南唐後主李煜，倒是十分喜歡徐熙作品，並蒐羅不少據為己有。當北宋大軍滅掉南唐時，這些作品大約又都被宋廷掠走。據說宋太宗檢閱戰利品時，看到了徐熙的畫，讚歎不已，說“徐熙畫花果最為高明，其他人不值一提”。但從傳下來的疑似徐熙作品《玉堂富貴圖》上看，野逸的徐熙畫起“富貴”來，照樣是滿堂生輝。可見，野逸也好，富貴也罷，牡丹也美，幽蘭也妙，所謂花鳥題材，本來就是異彩紛呈、怡神賞心、養眼悅目的淵藪。

徐熙是南京人，黃筌是成都人，那時候交通、資訊都不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