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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英雄條件了——假如我英勇翹翹了的話，因為倒在我身邊的戰友都是英雄，只是我沒有倒下去而已。事到臨頭，我的反應接近於作戰機器，但往往在事後很害怕，一夜夜的冷汗溼透了內衣。我曾經問過爆破教員他究竟怕不怕，他也是說“該死鳥朝上，不死翻過來！那時侯害怕有鳥用！就是找死！”可是他事後怕不怕呢就是沒有告訴我。管他呢！反正我事前不怕，因為我不相信我會死——誰會相信呢？

酷秘書送我回去。

摸到了脾氣大家就成了好朋友，而且是我先道歉的：那次為了給我車他捱了一頓。他面無表情地說那不怪我，他接到的指示就是滿足我的一切需要。而且作為報復，這兩個月他已經吸掉了我不少的香菸配額。

如果不是在車上我就要跳起來了，香菸！

他解釋說我們派遣人員的香菸配額是不受限制的，他只是利用了我的名義而已，對我沒有什麼損害，何況“上頭都知道。”

甚至連我的香菸都吸了，那上頭還要他滿足我其他什麼願望呢？他母親的！地方上就是會貪汙！我忿忿不平地說。

你們部隊呢？等級森嚴，官大一級壓死人！他反唇相譏，並且說了一個故事：

“有個小團長（他斜著眼睛看我一眼，順便闖了個紅燈。哼！）老婆來探親，小勤務兵，好好好，通訊員通訊員，把什麼都準備好了，就是忘了買套子——這個你不懂，聽著就行了。團長說：到衛生隊領一盒去！軍醫就問了，是大號的是小號的啊？通訊員傻了，不知道哇。想打電話問，電話上不好說，不敢打電話；回去問吧又怕團長等不及，也不敢回去。小勤……通訊員都比較機靈，團長麼，一號，應該是大號的！

回去交給團長，團長想壞了！用不得！可是又不好意思講。團長老婆說，沒事沒事，當中用縫紉機扎一下，一個套子可以用兩次！”

說完他斜著眼睛又看我一眼，獨自哈哈大笑起來。

幾年後我才有機會報復他。

那時我到國防大學讀一個半年制的“快餐班”——熟悉部隊生活的朋友又該恭喜我了吧？反正酷秘書知道後堅持要“慶賀一下”。此時某副部長因為什麼問題，也許因為經濟問題也許因為女人問題、也許既因為經濟問題又因為女人問題，總之是下臺了。已經當了處長的酷秘書和新頭頭不知為什麼“搞毛了”，也許因為新頭頭是另一派的。酷秘書在故友重逢的欣喜之餘不免帶幾分憔悴，幾杯白的下去後長嘆短籲地告訴我打算“動一動。”

“一動不如一靜，”我勸他別相信樹挪死人挪活那套。但是不能去找新頭頭吵，即使吵贏了以後也沒有順心日子過；更不能去談去輸誠，即使對方接受了以後也會看不起你，你當沒這回事好了，讓他自己算算帳，算算搞掉你的得與失——這樣他摸不清你的深淺反而不敢動。

我的本意是想讓他在新頭頭手下不死不活地受罪，同時失去調動工作的機會，不料他深深看我一眼：“今天我算是真服了……不愧是美國的心理學博士。”

天哪！鬼才知道我在美國學了什麼！

我除了英語是自己考過去的之外，就是背了一大堆心理學的書——反正世界上沒人懂得什麼是心理學。我的論文包括畢業論文都有“組織上”代勞，我只是記住了教授委員會和什麼評議委員會可能提出的問題以及答案而已。當然，平時我也裝摸作樣地看一些書，靠自己一點小聰明弄明白司徒老頭兒的學術觀點，不然豈不真的成了笑話？

老司徒做一些實驗，動物的和人的，當然不是把動物或人關到籠子裡記錄他們如何形成條件反射，動物偶爾關一點，兔子呀老鼠什麼的，隔段時間給它們做一次“心電圖”“腦電圖”——事先還要打報告到什麼單位批准，說是怕動物們有意見；人呢是一些志願者，定期填一些表格，或者他們寄來或者我們這些學生去取，然後整理、歸納、統計，最後輸入計算機。總而言之，這樣的學習方式極其有利於我的革命工作。

很多人都告訴我：美國是天堂——也許，他們說的是生活水平吧？

但我知道，美國的確是間諜的天堂。

一位前輩告訴我他的親身經歷：

他走在紐約街頭，突然看見了一個絕不願意看見的人，一個叛變了的前同事。那個人也看見了他，於是拉住他對路過的警察大喊：“他是間諜！他是中共特工！”

前輩站在那裡呆住了。

警察把那個人叫到一邊問話，然後走過來……對他說：“先生，你要控告他妨礙你的自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