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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的發展很少干涉,工商業者有相當的自由發展空間。這些才是當時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
應該說,民國初年的政治環境,在許多方面是後來所不及的。後來的執政者,不斷擴張政府的權力,社會、民間的自由度越來越小。 。。
當代中國(5)
北伐以後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奉行孫文所倡之五權憲法——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國家政治的重心由內閣轉向政黨。政黨以各種委員會的形式掌握國家權力。同時,這一時期內憂外患不斷,內戰外戰頻發,軍事機關的地位尤其突出。政府體制一直沒有走上正軌。
1949年以後,一種全新的政治體制在中國確立。這種效仿蘇聯的政治體制的核心特點就是,國家對社會方方面面進行全面掌控。
國家全面掌控社會,自然意味著其他的政治組織和民間的經濟、文化等組織都要統統納入政府的組織體系。結果,政府部門的數量大幅增長。
現在的國務院,當時叫做政務院。下轄各種部、委員會、局等單位五六十個。許多在其他國家由商業公司、民間組織經營管理範圍的事務,在中國都有專門的部級單位直接管理。比如紡織工業部、食品工業部、輕工業部、治淮委員會、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等等。僅商業方面的部就分為對外貿易部、貿易部、商業部三個。
到了1954年,政務院更名為國務院。這個時期,也是計劃經濟體制全面確立的時期。部委數量進一步增加。中國是個大國,如果政府想要面面俱到地經營管理全國的大小事務,自然需要建立起龐大的政府組織和官員隊伍。原有的部委不斷派生出新的部級單位。機械工業部最多時增加到了七個,從一機部到七機部。冶金工業部、化學工業部、輕工業部、郵電部、水利部、林業部、商業部、糧食部、文化部、衛生部、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等等分工細緻、各司其職的部委也先後出現。
這種高度專業化、直接管理社會具體事務的中央級部,在傳統社會中是不可想象的。這是20世紀新誕生的政府體制,是和全面控制社會的計劃經濟體制緊密聯絡在一起的。當政府以這些包羅永珍的機構全面掌控社會以後,社會自然也就被緊緊束縛。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在政府部委數量大幅增長的同時,民間機構,無論是經濟組織,還是非經濟組織,都幾乎徹底消亡。人民個人直接面對國家,國家直接管制人民個體。這種力量上的極不均衡正是各種政治運動不可遏止、為害巨大的深層原因。
那時,人們的習慣思維是,每當發現某種社會問題,就建立起一個專門的政府機構,作為解決問題的辦法。人們已經完全把社會自我發展、自我管理的可能性排除了。政府機構的數量持續增加。
到了1980年代初期,國務院的工作部門數量達到了驚人的一百個——回想一下,民國初年只有十個。這種極為龐大的政府組織只能用臃腫這個詞來形容。從這時起,怎樣削減這種臃腫,怎樣精簡機構,就成為中央領導人長期關注的問題。
臃腫的機構,不僅使行政費用居高不下,而且,這些機構的權力繼續存在,就意味著社會的自由空間無法擴充套件。隨著中國開始推行改革開放,後一個問題顯得越來越嚴重。可是,改變並不容易。
1982年,政府啟動機構改革,把部門數量從一百個減到六十一個。以後,又進行了幾次機構精簡改革。表面上看起來,每次改革都減少了部門數量,但實際上取得的進展並不大。政府機構改革並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是在政府和社會之間重新分配權利、職能的過程。1949年以後建立起來的大政府把許多原屬於民間、屬於社會的職能攬到政府手中,想要精簡政府機構,就要把本應屬於社會民間的職能剝離出政府,還給社會。因此,只有先剝離政府職能,然後才能水到渠成地精簡機構。在社會自身機能被嚴重壓抑的情況下,精簡政府機構只能是社會重新發展、重獲自我管理能力的結果,而不能是前提。
當代中國(6)
改革開放客觀上為中國社會拓寬了自由的空間。歷經多年發展以後,中國的民間社會有了相當的發展。這其中,私人商業的發展起到了核心作用。私人商業的發展使得財富及其支配權不再完全集中在政府手中。權力開始逐漸分散。在權力分散的情況下,原來本不應該屬於政府的職能自然逐漸迴歸社會。
1980年代的幾次精簡機構,由於堅持原有的政府事權,結果自然只能是規模不變,改頭換面,政府的規模實際上沒有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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