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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已成為一位有國手之稱的知名良醫了。他一年除去贈醫贈藥費用外，仍然有1萬多元的收入，但他在金錢面前絲毫沒有動搖改造中國的決心。他時時思考改造中國之策：要救國救民，就非要鋤去惡劣的清朝政府不可。他開始物色同志，並把目光投向軍隊。在這期間，他與社會各階層人士廣泛接觸，除和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尤烈、楊鶴齡等舊友來往外，又先後結交了基督教徒左斗山、傳教士王質甫、教員魏友琴、海軍軍官程壁光、程奎光等一批具有愛國思想的新朋友，他們經常聚集在一起，在廣州聖教書樓後座的禮拜堂及廣雅書局內的南園抗風軒（今文德路中心圖書館南館）等處談論時事和政治，謀求救國辦法。1893年冬季，孫中山邀集陸皓東、鄭士良、魏友琴、程壁光等8人聚會抗風軒，在推心置腹的秘密議論中，醞釀籌備成立一個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的革命團體，準備反清起事。

會後，他們就開始行動。陸皓東、尤烈、周昭嶽合資在順德縣北水鄉創辦興利蠶子公司，作為聯絡會黨的場所。會黨是封建性的舊式秘密結社，成分相當複雜，其成員主要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和失業的手工業工人，有的會黨具有反清封建王朝的政治要求。與“會黨”久有往來的鄭士良四處奔走，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但此時孫中山對起事之念卻猶豫起來了，他考慮到組織、推翻清廷依靠的僅僅只有這麼幾個朋友，而這些朋友除程壁光、程奎光是海軍軍官外，其他人都是手無寸鐵的書生。他反躬自問：“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路不通。於是，他把目光投向清朝政府中“識時務”的大臣李鴻章，心想如果李鴻章能夠接受自己的主張，也未嘗不可挽救貧弱的中國。

李鴻章當時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是手握軍政大權的漢族重臣，經營“自強求富”洋務及海軍30多年。孫中山的老師香港西醫書院的康德黎博士稱他是“中國之俾斯麥”。康德黎對孫中山頗有好感，曾向李鴻章推薦孫中山，稱他為中國的可用之材。李鴻章也曾透過康德黎向孫中山表示：“同意孫中山進京候缺”。

當時的孫中山雖然有了一些革命思想，但是還沒有成長為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他與發表過不少鼓吹改良主義主張論文的何啟早有結交，又不斷和改良主義者鄭觀應就時局問題交換意見，思想上受到了他們的一些影響，加上國內改良主義思潮盛極一時，因此孫中山與當時某些先進人物一樣，對清朝政府抱著若干幻想，寄希望於統治階級上層某些人物。

1894年1月，孫中山悄悄地回到他的家鄉翠亨村，關起門來，用10天時間，埋頭寫了一封長達8000多字的信——《上李鴻章書》。這封上書，是孫中山的一篇中西思想之精華相結合的，關於富強中國、發展生產的較完整而系統的早期著作。孫中山在這封上書裡所表現出來的救國思想，實際上是一份趕超西方國家的建設宏圖。它所議論的方方面面，對後世治國者起了很大的借鑑作用。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要求封建統治者李鴻章“玉成其志”“陶冶而收用之”，這卻是幻想。一個買辦化的封建大官僚，怎麼可能採納這種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的主張？結果是李鴻章沒有接見他，毫不理睬他的意見，上書改良成為泡影。

興中會武裝革命（1）

1894年夏秋間，孫中山和陸皓東漫遊京、津。名為漫遊，實是一窺清廷之虛實。

他們“窺”到北京城內的政治之齷齪，百倍於廣州。甲午戰爭即將爆發，國家危在旦夕，而清政府卻熱衷於籌備慈禧太后的60大壽。慈禧太后置國家安危於不顧，下令動用餉需和邊防軍費100萬兩，挪用鐵路工程經費200萬兩，向各省和京內衙門攤派強徵200萬兩，專供她揮霍。孫中山由此聯想到廣州及全國各地的情況，不由深深感到：“清政府官僚生活中的烏煙瘴氣，猶如死海上的濃霧一樣。清政府既藉故苞苴科斂，賣官鬻爵以自存，則如糞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穢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潛滋而暗長乎！”他和陸皓東覺醒了，認識到腐朽的清王朝是無法用改良的辦法挽救的，必須用根本改造來代替區域性改良。

同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在這次戰爭中，中國的一些愛國官兵英勇作戰，寧死不屈。可是，清朝政府腐朽無能，不敢堅持抵抗，使戰爭遭到慘重失敗，引起全國震動，人民激憤。這時孫中山再次感到國家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從而進一步認識到，只有革命才是解救國家危難的唯一出路。他毅然下定決心與陸皓東分頭活動，創立興中會，準備武裝起義，要救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