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3/4 頁)

就籌集了軍餉達港幣七萬多元，佔募捐總數的一半，居各地華僑為廣州起義捐款的第一位。在中國革命程序的各個時期，海外千千萬萬華僑的貢獻功不可沒，彪炳千古。

1911年1月底，在香港的黃興、趙聲等人不負孫中山及海外千千萬萬遊子的重託，在香港跑馬地35號組成了領導起義的總機關——“統籌部”，黃興被舉為部長，趙聲為副部長。統籌部經過5個多月的緊張籌備，動員了同盟會大部分骨幹，將他們分派前往長江流域各省聯絡革命團體，並令專人負責策反新軍、防營、巡警及聯絡廣東番禺、南海、惠州等地會黨和“綠林”，又組成一支800人的敢死隊，運送700多支槍和300多顆炸彈到廣州，在那裡設立秘密據點38處，並擬製了10路進襲的戰鬥計劃，準備先佔領廣州，再分兵兩路向湖南、江西進發，同時組織長江流域各省舉兵響應，然後會師北伐，直搗清王朝的首都北京。統籌部任命趙聲、黃興為革命軍正副總司令，預定於1911年4月13日在廣州發難，希望這一次能一舉成功。但由於革命黨人從國外準備的槍彈、捐款沒有及時送達，加之清政府戒備森嚴，所以起義未能如期發動。幾經周折，一再改期，原來的部署被打亂，參加起義的人數大減，不得不放棄原定的進兵計劃，改為集中全力攻打總督衙門。

1911年4月27日（農曆3月29日）傍晚5時許，廣州起義（即黃花崗之役）爆發。當時，黃興親率林時塽、方聲洞、林覺民、朱執信等敢死隊員120人，臂纏白布，腳穿黑色膠鞋，手執槍械炸彈，用海螺吹響了進軍號，由小東營指揮部出發，勇猛地直撲兩廣總督署，一路上，抵抗的巡警都被打倒。他們衝進署內，發現清兩廣總督張鳴岐已穴牆逃跑，便搗毀並放火燒掉總督衙門；隨後分兵攻襲督練公所等處，與清水師提督李準部隊遭遇，在東轅門、小北路等地展開了激烈的巷戰，敢死隊員們英勇殺敵，奮不顧身，前仆後繼，以寡敵眾，頑強地堅持了一夜，殺死殺傷清兵不計其數。在戰鬥中，黃興的右手被打斷了兩指，朱執信也受了傷，一臂已廢的喻培倫的胸前掛著滿滿一筐炸彈，奮勇向清軍投去，敵人見之，無不喪膽。起義軍經過激烈戰鬥，終因實力懸殊而失敗。黃興、朱執信等負傷後化裝逃脫。林時塽、方聲洞、羅進等57人在戰鬥中英勇犧牲，喻培倫、林覺民等29人在被捕後慷慨就義，共86人在本次起義中獻身。這是孫中山所領導的第10次武裝起義。事後，收殮了在戰鬥中犧牲和慷慨就義的72具起義者屍體，由革命黨人潘達微營葬在廣州城外東北郊白雲山麓的紅花崗，潘達微把紅花崗改名為黃花崗，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黃花崗起義震動全國，影響很大。孫中山在美國得悉起義失敗的不幸訊息後，毫不氣餒地積極評價了這次起義，認為它使“革命之聲望從此愈振，而人心更奮發矣”。後來，他還作過進一步的評價，他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一文中寫道：“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心，乃大興奮。久怨憤所積，如怒濤排空，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真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又說：“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華，與彼虜為最後一搏，事雖未成，而黃花崗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由此可見，黃花崗之役和革命形勢的高漲以及辛亥革命的爆發有著密切的關係。

。　想看書來

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1）

面對著日益高漲的民主革命洪流，清王朝政府使出了反革命的兩面手段，一面加強專制，增練新軍，一面導演“預備立憲”的醜劇，欺騙人民，抵制革命。這種假立憲沒有騙過革命黨人，卻使資產階級改良派欣喜若狂，以江蘇大資本家張謇為代表的各省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和地方官紳，相繼糾合，組成“預備立憲公會”等社團，一再向清政府請願，要求早日賜予憲政。自清光緒年間“維新變法”失敗後一直流亡在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更喜出望外，把他們的保皇會改稱為“國民憲政會”，同國內的立憲社團一唱一和，他們反對革命，主張君主立憲，因此被人們稱為立憲派。儘管立憲派再三發起請願活動，叩頭乞求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但清政府卻不肯交出絲毫權力。1911年5月清政府組成了“皇族內閣”，所有軍政大權仍然集中在皇室和貴族手中，讓全國人民認清了所謂“立憲”完全是騙局。

日暮途窮的清朝政府，越到末期越腐朽無恥，它大量出賣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