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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處於革命征途的危難時刻，積極地幫助孫中山工作，把整理檔案、處理函電、提供資料以及許多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擔負起來，並且完成得很出色。孫中山對她非常信賴，把全部機要的通訊密碼都交給她保管，還將部分對外聯絡工作讓她承擔，在革命的戰鬥工作中，兩人甚為契合。透過頻繁的工作接觸，宋慶齡進一步受到了孫中山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的感召和薰陶，他們在患難中建立了深厚的戰友情誼，進而彼此相愛。他們堅定不移地排除了來自家庭、社會和親友等的阻撓，終於1915年10月舉行了結婚禮。　。。

反袁“護法”戰爭（2）

孫中山和宋慶齡的結合最初似乎只是建立起一個家庭，但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這個家庭無論對孫中山或對宋慶齡的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當孫中山艱難地在日本開展反袁鬥爭時，袁世凱在國內大力加強他的獨裁統治。1914年5月，他明目張膽地廢除了《臨時約法》，頒佈了一部新的“約法”，進一步把自己變成了終身大總統。但他的野心還不滿足，一心想做“天子”，過過皇帝的生活，夢想恢復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使中華大地千秋萬代都是他袁氏的天下。這時民國建立已經三年多了，民主共和國的觀念深入人心，袁世凱不是傻瓜，他心裡非常清楚，他要公開復闢帝制，讓歷史開倒車，絕非易事。他知曉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的思想政治理論基礎是孔子學說，要為復辟帝制開路，必須抬出孔子。於是在他的授意下，全國掀起一股尊孔的逆流，他還親率文武百官鑽進文廟，竄到天壇，吹吹打打，祭天祀孔，演出了醜態百出的“尊孔”鬧劇。接著他指使他的黨徒千方百計捏造所謂擁護帝制的“民意”，組織“籌安會”和各色“請願團”，導演了“國民代表大會”舉行國體投票的醜劇，還拉了一幫人接連給他上什麼“請願書”和“推戴書”。正當他緊鑼密鼓得意洋洋鬧騰復辟帝制的鬧劇時，世界上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在巴爾幹半島塞爾維亞首都薩拉熱窩遭刺身亡，7月28日，奧對塞宣戰，隨後，德國、土耳其、保加利亞等國參戰，與奧結成同盟國，與此同時，法、美、俄、英等國先後參戰，結為協約國，僅3個月，奧塞衝突發展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很快由歐洲漫延到亞洲。1914年8月，日本趁英、美等國忙於歐洲戰事無暇東顧的時機，以對德宣戰為名出兵中國山東，攻佔青島並控制了膠濟鐵路，取代了德國從清政府獲得的在山東的特殊地位。一心想當中國皇帝的袁世凱很希望西方列強支援和幫助他在中國恢復帝制，但英、美各國駐北京公使出於他們本國的利益考慮明確表態不予支援，於是袁世凱只好乞求日本政府。日本自15世紀以來就有侵佔整個中國的野心，於是趁機於1915年1月令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當面向袁世凱提出簽訂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以換取日本政府對袁世凱在中國復辟帝制的支援。“二十一條”全文共五號，前四號包括把德國在山東所掠奪的權力移讓給日本，增加日本在山東的新權利，授予日本在南滿洲和東蒙古的土地租借權或所有權、居住權、工商經營權、建築鐵路和開採礦山的獨佔權，把中國獨辦的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讓予第三國等條款。第五號所列款項是日本政府要求攫取統治中國的政治、財政、警察、軍事的大權並欲攫取湖北、江西和廣東之間的重要鐵路建築權。袁世凱急於當皇帝，急於取得日本的支援，即派外交總長陸徵祥、次長曹汝霖與日本代表秘密談判。5月7日，窮兇極惡的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最後通牒，限定48小時內答覆，否則一切後果由袁世凱政府承擔。5月9日，袁世凱為了一己私念，不惜大量出賣國家主權，除條款第五號的一部分內容“容日後協商”外，公然同意日本政府的要求，並令當時負責與日本談判的外交總長陸徵祥執行簽字。

“二十一條”簽字的訊息傳出，全國震驚，陸徵祥為國人所痛罵，皆指他為賣國賊，這位風光一時的外交總長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之鼠。對於這一點陸徵祥早有預知，他在簽完字後即說道：“我簽字即是簽了我的死案。”

1915年12月12日，在日本政府的支援下，袁世凱悍然稱帝，他恬不知恥地說什麼“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接著，他便在北京居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賀，大封群臣，把北洋將領都封以公、侯、伯、子、男等爵位，改總統府為“新華宮”，把民國五年改為“洪憲”元年，又刻了五顆金印，做了兩件龍袍，將封建的卿大夫、士的等級制度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