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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學乃是西方人所崇尚的哲學，弄不好，就是危險的思想。《大學》、《中庸》之道，才是中國很好的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蔣介石說：“經過總理的指導，我的思想和信仰才完全的改變了過來。”實際上與其說是孫中山改變了他的思想，倒不如說社會進化論的思想只是蔣介石思想的一個異物。

蔣介石留學日本期間，還有一種文化現象對他思想中傳統背景的形成和加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中國明代儒教理學思潮之一的陽明學說。

陽明學說興盛於日本大變革的前夕，對日後的明治維新有極為深遠的影響。陽明學說對日本社會的巨大影響，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後來他在回憶留日生活時說：“當我早年留學日本的時候，不論在火車上、電車上或在輪渡上，凡是在旅行的時候，總看到許多日本人在閱讀我國明朝的《傳習錄》，而且很多人讀了之後，就閉目靜坐，似乎是在聚精會神，思索這個哲學的精義。”受到這種現象的影響，蔣介石跑到書店抱回了一大堆王陽明的著作，“不斷的閱讀研究，到了後來，對於這個哲學，真是一種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種心領神馳的仰慕……我從那時候起就重視王陽明的學說。”在當時視野狹窄、思維陳舊的蔣介石看來，日本的發展完全歸功於中國的儒家學說，但為什麼中國卻反而踟躕不前呢？按蔣介石的推理，結論只能是近代中國失卻了古典中國的精神，其結果便是以一種奇特的逆證法，把他思想中原有的對傳統的崇信態度進一步固定化了。從這之後，他越來越向中國的正統經典靠攏，對當時風行的《曾文正公全集》、《曾公家訓》等書，悉心討究起來了。顯然，在文化方面，蔣介石打算沿著王陽明、曾國藩走過的道路走下去，以傳統“聖道”的維護者自居，中國傳統的儒家格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蔣介石努力的目標。蔣介石尤其讚賞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對太平天國的鎮壓，希望自己的“文治武功”也能像他們一樣。

不可諱言，蔣介石一生中對自己堅持的“事業”的追求，確實表現了某種執拗的韌性，這和他師從曾國藩等人所獲得助益，當然有著密切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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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起家（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蔣介石聞訊，即與士官學校同學張群、陳星樞於10月30日離日赴上海，被陳其美派往杭州參加光復杭州之役，任先鋒敢死隊指揮，頗英勇。杭州光復後旋迴上海，任陳其美滬軍第五團團長。從此，一直追隨在孫中山、陳其美左右參與軍事。

時至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次年3月，蔣介石應孫中山電召，離滬赴粵參加護法鬥爭，就任粵軍司令部作戰科主任，不久，又任第二支隊司令。在戰爭中曾先後為孫中山擬定過《對北軍作戰計劃》和《滇、粵軍對於閩、浙單獨作戰之計劃》，很得孫中山賞識，使孫中山逐漸將他視為軍事方面的助手。但由於蔣介石性格暴躁，喜怒無常，且又自視甚高，固執己見，因而與粵軍將領矛盾不斷，受到他們的排擠傾軋，使他的權力慾望總不能實現，在這期間，蔣介石多次宣佈要辭職回上海去。

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重建護法政權，授命張靜江、戴季陶、蔣介石合夥在上海搞交易所為其籌措軍餉。不久，孫中山與擁兵謀權、實已成為一方軍閥的陳炯明的矛盾逐漸激化。1922年6月2日，陳炯明發動叛變前夕，孫中山電蔣，謂：“粵局危急，軍事無人負責，無論如何，請兄即來助我。”此時蔣介石因母親病重人在奉化，在他尚未作出去留決定時，陳炯明叛變就發生了。6月14日，蔣母病故，兩天後即6月16日，蔣介石接孫中山再次電召：“事緊急，盼速來。”蔣見此，即“墨絰從戎，貽書張靜江託以後事”，急匆匆地於兩三千里外的寧波奔赴廣州，6月25日搖一葉小舟登上孫中山避難的永豐艦，侍衛孫中山“共歷艱難”。事後，孫中山在蔣介石所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一書序言中寫道：“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待餘側，而籌策多中，樂與餘及海軍將士共生死。”對蔣介石在這一事變中的表現予以高度的評價。廣州蒙難是孫、蔣關係發展的重大轉折點。從此，在孫中山的心目中，蔣介石不僅是個孝子，也是個忠臣，孫中山開始把他視為國民黨中最重要最能幹且對他最忠誠的幹部。因此，孫中山只要有重要的職位，蔣介石便是被優先考慮的人選。

蔣介石於1923年12月中旬出使蘇聯，回到上海後便一直不願南下廣州，原因是他被排除在國民黨中央決策圈之外。國民黨“一大”上，他既不是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