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3/4 頁)

，前途必不利”。

謝持、張繼不聽鮑羅廷的解釋，堅持要共產黨取消黨團組織。

鮑羅廷始終不肯讓步，最後他不得不強硬地警告他們：“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援助取決於共產黨繼續參加國民黨。”

談判不能進行下去，雙方再度不歡而散。

鮑羅廷與謝持、張繼談判失敗後，陳獨秀對國民黨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他於7月13日寫信給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維金斯基，提出：“我們認為必須停止至今為止的形式來支援國民黨，我們要把主動權握在自己手中。”

至此，當初按共產國際駐華正式代表馬林所提出的“馬林方式”建立的國共合作體制剛剛開始，還沒有來得及度完蜜月，就似乎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了！

距離廣州不遠被英國霸佔的香港，號稱“英國女皇皇冠上的一顆明珠”。國民黨改組後，隨著中國革命情勢的高漲，廣州幾乎成了一片“赤土”。英國政府絕不能容忍它的存在，在倫敦的授意下，港英當局也許覺察出國共兩黨的合作就要走到盡頭了，便趁機利用香港這個根據地加緊了對中國革命的干涉和破壞，一面積極援助盤踞在惠州的陳炯明反攻廣州，一面又運動廣州商團，妄圖從內部顛覆廣州革命政府。

廣州商團成立於1912年，原為商人的自衛組織，參加者只是一些經商者。1919年由受英國香港滙豐銀行支援的陳廉伯擔任商團團長後，開始大規模發展組織，到1924年5月間已擴充到6000餘人。隨著武裝隊伍的擴大，陳廉伯的野心也在膨脹，他把沙面租界作為黑據點，北聯北洋軍閥，南聯陳炯明和廣東省內各商團及鄉團，在香港當局支援下，圖謀取代廣州革命政府，成立所謂商人政府。

國共合作幾乎破裂（3）

1924年5月26日，即謝持、張繼、鄧澤如等人聯合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中國共產黨人案”前後，陳廉伯指使商人暗中活動，逼使廣州市政府取消已經公佈的《統一馬路兩旁鋪業權辦法》。次日，陳聯合108埠商團代表共30餘人召開會議，商定於8月13日成立“全國商團聯防總部”和廣東“全省商團總部”，由陳廉伯任總長，隨後開始四處購置武器，積極策劃叛亂活動。

令所有敵視國民黨廣州政府的人所想不到的是，廣州國共兩黨的緊張氣氛並沒有維持多久，由於孫中山堅決反對國民黨右派的分裂行徑，加之共產國際的干預、中共的堅決鬥爭和以廖仲愷為首的國民黨左派的努力，事情出現了轉機。

7月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了工作會議，審議鄧澤如等人提出的彈劾案，決議請孫中山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這一問題並作出決定。隨後，根據這次工作會議精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了《中國國民黨關於黨務宣言》，認為數日來黨內某些成員對已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產生懷疑及誤會，是由於“反對派肆其挑撥”，因此，鄭重宣告“對於規範黨員，不問其平日屬於何派別，惟以平日行動能否一依本黨之主義、政綱及黨章為斷”。

從這個宣言中可看出，國民黨左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佔了上峰。

由於國共雙方態度都有了變化，緊張氣氛趨於平緩，按孫中山的指示，8月5日，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在廣州開幕。會議討論了彈劾案問題。既是討論，國共兩黨代表便各執其辭，在會場上展開了爭論。

會議一開始，國民黨代表張繼首先發言，他重申彈劾案的意見，結論為：“最後辦法”“以分立為要”。他頑固堅持國共兩黨應“分道揚鑣”。張繼發言後，共產黨代表王法勤即起身反對。隨後，國民黨代表覃振發言支援張繼，於是會場上形成對立局面。這時共產黨代表瞿秋白發言，他心平氣和地說明了兩黨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認為不要在枝節問題上糾纏不清。針對國民黨右派提出的黨團作用問題，他尖銳地指出：“既準跨黨，便不能無黨團之嫌疑。國民黨外，既有一個共產黨存在，則國民黨不能使共產派無一致之行動。況既謂之派，思想言論必有相類之處；既有黨外之黨，則其一致行動，更無可疑。”瞿秋白還指出，對於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若其行動有違反宣言及章程處，則彼輩既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儘可視為本黨黨員，不論其屬於共產黨派與否，應該以紀律繩之。”“監察委員職權只問案由，不宜問共產派與否，應該以紀律為準。”最後瞿秋白表示，共產黨堅決反對“分立”主張，他坦然地說：“若此會議決分立，大可謂共產派之發展是足以侵蝕國民黨，若不分，則共產黨之發展，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