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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界的影響大極了。很多人以為韋伯講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基督教倫理，以為是講誠實、勤奮，他們弄錯了。韋伯是講新教對上帝的責任，可說是一種使命感。一個人能成功，即是證明上帝對你的恩寵，所以賺了錢要捐出去，回饋社會。有些資本家老早就這樣做了，洛克菲勒、卡耐基就是這樣。

韋伯的研究方法是設想一個理想形態，舉例講，天下沒有一個人叫“人”的，每個人都是理想的人的某一種樣子，沒有這個理想形態的話，無法理解個別真實的人。同樣，沒有一個杯子的理想形態的話，無法勾畫出這個杯子是什麼樣子。腦子裡建構一個理想的東西，拿這個作為模式，來找出真實世界的特色。為了認識這個理想形態，你必須要從眾多個案中歸納，才能勾勒出形態來，所以他做了那麼多比較研究，勾勒出衝撞，勾勒出信仰。這個方法學比一般的實證有用。

芝加哥大學是韋伯學派進入美國的第一個據點。韋伯與*是兩大宗師，*是非常好的社會學家，不要單純地把他當政治家、革命家看。韋伯是反駁他的，但是韋伯也不是不講經濟學，韋伯一生的第一個課題是德國的土地制度。兩個人走了反向路線。平心而論，*作為社會學家，其實貢獻很大。*的想法被列寧曲變一次，被斯大林曲變一次，被毛澤東曲變一次，完全不是原來的樣子了。如果兼用兩家的看法，內外比較，我們會看得比較全面。

第四章 芝加哥大學（5）

我在東方研究所，研究的是兩河和埃及，使我對於猶太教、基督教兩個傳統的源頭有所瞭解。我在社會學裡的功課尤其集中在中古晚期的歐洲城市，讓我理解到中古轉變到現在的過程，以及歐洲那個時候的城鄉關係，統治者和人民的關係，教會和社會的關係，這些學習幫助我理解到，轉換現代最主要的關口——啟蒙運動，究竟意義何在。反過來，對我治中國歷史有很大的幫助。

我的博士論文是寫《春秋時代的社會變動》。《左傳》裡的人物，找出每個人來龍去脈，對年代、家世、戰爭作統計。博士論文答辯是芝加哥大學的特色。那時候我們答辯要在校門口布告欄公佈出來，任何人可以去考你，這是歐洲的規矩。

我在抗戰時期的生活，幫助我理解中國，而且奠定了我對農村、內地的一些直接印象的理解。我在輔仁中學的教育，補足了我本來就缺少的東西，打了起碼的基礎。在臺大七年的日子使我走向了歷史研究，尤其是因為有幾個老師不同的研究方向與研究方法，我可以有所選擇也可以有所調和。老師們對我的教導，對我的愛護，給了我方向，我終身感激。

我住在神學院的宿舍裡、住在醫院裡，參加民權運動，使我對於美國的民間、一般人的信仰、現代文化的基礎、文化的羈絆如何轉變為日常生活裡的行為和規範，有了一些觀察。這種觀察是一般書上看不見的。這是我一生中的機緣巧合，看見一般留學生涯純粹在課堂、圖書館沒有的東西。

門外的世界

我想，留學是很重要的，因為給你開了門戶，讓你理解外面一個世界，另外一種文化，也讓你接觸另外一種思考方式，最重要的就是突破中國中心論。但是，也要看你在哪裡留學，學的學科是什麼。如果純粹是去跟他們學漢學，或者是跟China　Watcher——觀察中國者當助理，替他們找中國材料，這樣的學習，看不見世界的另外一面，只能見到你知道的一面，吸收不到新的東西。如果為了在很短的時間內拿到學位，純粹寫老師交代的文章，也沒意思。我們看國內很多人到英國去，一年就讀了學位，觀察中國者只要取得你的資料，不在乎給你學位。學完，除了名片上多個名號，實際上沒有得到東西。

我在臺灣大學讀書時，因為考古是和人類學系一塊，要讀若干理論，比如凌純聲先生、李濟之先生寫的人類學、民族學著作。我讀一些已翻譯成中文或者英文的法國古典的民族學著作。在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圖書館有一套史密森博物館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調查報告，共四五十本。寫學科研究報告的時候，我也挑了題目，比如婚姻制度、男女的相對關係。為了寫幾篇讀書報告，我把印第安人基本的情況，不能說摸得很徹底，大概摸了一遍，所以這跟一般歷史系純粹讀中文古書又不一樣。

到了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基本上是考古研究所，做的工作是直接到地點去發掘。我們東方研究博物館等於是一個考古博物館，有許多重要的文物。有一頭石刻的牛，比一般的房子還高，厚度比桌子還厚，這是一個浮雕，切割成一塊塊帶回來，重新拼湊。還有二十來具木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