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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船。船名為“聯圻”,我父親是副長,因為艦長請假,所以我父親陪著孫中山先生,上游到宜昌,下游到浙江海面,東邊到連雲港,陪他看江山的形勢,指點江山!我父親向孫中山先生建議:海軍的基地不能像北洋軍隊那樣佈置,要設在浙江的海外,就是象山港,那裡港闊水深,島嶼很多,扼守長江口,南下可以制約南洋,北上可以制約北洋。後來孫中山先生寫《建國大綱》,就將海軍基地選在象山港。
孿生兄弟
北伐勝利之後,*海軍等於半獨立的形式,司令部放在上海,也不南,也不北,不給軍餉,得自己想辦法籌餉。以前有一個籌餉的辦法,把將官分配到海軍掌握的第二等的海關,第一等的海關由英國人掌握,不讓中國人插手。我父親就被派到廈門任海關監督,廈門收到的“關餘”,就是繳付對外賠款數額後的餘款,用來維持海軍的費用。我在廈門出生就是這個道理。
1930年,我在鼓浪嶼出生,出生的房子就是現在廈門大學的宿舍。我三歲就離開廈門了,沒有什麼印象。後來,我回去看過,房子比原來差遠了,住太多人,糟蹋掉了。我出生的醫院也找到了,是傳教士的醫院,就在渡口旁。
我出生時手腳是彎的,成長後肌肉不發達,需藉助雙柺行走。孿生弟弟許翼雲則健全。雙胞胎這種例子太少,現在有一種假定:胎兒在發育過程之中,如果母親的營養不夠或者健康不佳,某一個階段該發展的東西不能發展,我就是在一個階段肌肉沒有得到發展。因為兩個人拿一份營養,勝者拿大部,弱者拿剩下,所以我不夠,我弟弟夠。上帝的安排很好,兩個人至少有一個得到健全。我和弟弟出生時,我父親三十九歲,我母親章舜英三十八歲,雙胞胎這樣也是高齡產婦的緣故。 。 想看書來
第一章 抗戰歲月(2)
我還有兩個哥哥,大哥十五歲死了,二哥許慶雲比我大九歲,現在住在無錫。
我的孿生弟弟許翼雲後來在臺灣大學讀化工,留學美國,曾是臺灣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管臺灣核能的事情,現在住在馬里蘭,他本來是馬里蘭大學的教授。我們小時候很像,後來環境改變了,就不太像了。人的像與不像,不是體形和麵貌,是神情。為什麼有夫妻臉?因為夫妻生活環境一樣,所以夫妻越來越像,不是面貌像,而是神情像。我和翼雲聲音很像,人家聽起來常常以為是一個人。他的文章寫得不錯,退休以後自己學寫舊詩。他完全按照規律做詩,我跟他講:要講意境,不要規律。我本來可能是學數學,因為我在中學喜歡數學,但是後來我不能做實驗,所以就投靠文學。如果我們易地而處,他會學文,我會學理。
旁觀者
1935年,我父親調到湖北荊沙關,這是一個內關。從三峽口到九江一帶,長江支流的水道都由他負責,荊江大堤就是他幫忙修繕的。
我真正有記憶,忽然從小娃娃變成有悲苦之想,就在抗戰時期一批川軍趕赴前線時。我弟弟在上學,我不能上學,我母親帶了許多女工燒開水給川軍喝,我坐在門口的抱鼓石上,望著不見邊的軍人。他們說:“這些人一個都回不來的。”那時候我七歲左右,有悲苦之想不容易,我想一般人七歲時不會這樣想的。因為我一輩子不能動,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遠做一個旁觀者,這跟我一輩子做歷史研究有相當的關係,歷史學家也做旁觀者。
抗戰是我非常重要的記憶,看見人家流離失所,看見死亡,看見戰火,知道什麼叫飢餓,什麼叫恐懼,這是無法代替的經驗。
抗戰時,經常要逃離日本人的侵犯,因為我父親做經濟委員會委員,工作就是供應軍糧民食,所以不能離前線太遠。八年抗戰除了最後一年多在重慶安頓以外,都是跑來跑去,因此,我幸運地看到了中國最深入內地的農村,看見最沒有被外面觸及的原始原貌,不但是山川勝景,還有人民的生活。作為旁觀者,我常常被擺在一個土墩上、石磨上,搬個小板凳,看著人家工作,所以我對農作的每個細節都可以細細地看。
所經各處都有許多故事。因為我不能離開父母旁邊,所以我父親有時候會告訴我一些故事。後來在重慶一年多,我的兄弟姐妹都不在家,只有我一個人在家。我父親在第五戰區和李宗仁的關係搞壞了,被調回重慶,賦閒在家。他老人家唸書,我在旁邊跟著念,有時他也講一些事情給我聽,有時他跟母親談話,我也可以聽到一些。因此,我一路旅行、逃難所經各處,和後來我看的《三國演義》就連在一起了。那些都是三國戰場,荊州本來就是戰場,鄂北一帶就是新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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