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堃不幹了,他說:‘我要哥倫比亞大學以我為榮!’他在嶺南大學時已經是系主任了,有美國正經八百的學位。這些使他們受到刺激,跟自己說:‘我們黃人受欺負,必須自己國家強起來,我們才不受欺負。’所以,我屢次跟你講,你要把你擺到他的時空裡去想。”
我喜歡雜讀*。黃仁宇先生今天在大陸讀者如雲,可是我讀他的*《黃河青山》,幾次忍不住要掉眼淚,沒想到他在美國竟如此不得意,難怪王汎森先生告訴我:《黃河青山》就是一本《華工血淚史》!許先生說:“黃仁宇的文章寫得不錯,他太太幫他忙的。他講課不行,口音太重,湖南話。他是很可惜的,原來是國軍的一個軍官,比我們歲數都大,可他是余英時的學生。所以,我們理解他為什麼思鄉?他寂寞!為什麼愛國?他委屈!”。 最好的txt下載網
小 引(6)
回望在1970年代,楊振寧和何炳棣等人從美國回到中國訪問時的一些言論,我深感困惑。許先生說:“楊振寧我能解釋,何炳棣我也能解釋。楊振寧是年紀小就離開故鄉,後來的所見所聞影響他。他學的是很具體的東西,不易介入人性。物理、數學不能成為人性的學問,那是專門的知識,沒辦法轉化成人性。所以,他以眷念故國作為他的依靠。可他是非常善良的人。他回中國來了,知道被欺騙。起先不知道,後來知道了。楊先生是很單純的愛國主義。何炳棣有一種依附的意思,何先生自認學問是當今第一,到九十歲了還不能免除這一番自豪自傲。他有他的貢獻,因此他認為自己的文章是天下第一,他老師雷海宗是天下第一。他往左靠,人倒是不來‘中央研究院’開會了。後來發現北京和臺北有和好的可能,他又轉彎了,開始回南港來了。他對隔一代的人很寬厚,特別是威脅不到他的人。”
我談起2007年到美國訪問老一輩華人學者時,聽說了許多人在美國受洋人氣的故事,而一些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問題時,也鬧了不少笑話。許先生接話:“不過,也不能輕視老一輩研究漢學的美國學者,像史華慈,他超過中國人的研究很多很多。”我說:“我到波士頓訪問林同奇先生,他就對史華慈迷得不得了。張灝先生則說自己是‘殷門餘孽,班門弄斧’——‘殷’是殷海光,‘班’是‘班老師’史華慈。”許先生笑道:“班老師確實是學問大!”
觀察大陸學界的情況,我提到一個學術上“隔代遺傳”的問題:大陸上與許先生同一代的學人,最好的年華都在運動裡,沒有機會在最有創造力的時光潛心學問,殊為可惜!比許先生前一代的學人,在五四時代到抗戰前成長,不少人國學根底深厚,又留學海外,經受歐風美雨洗禮。而比許先生晚一代的學人,則有幸在改革開放後讀大學,許多人又有機會到海外訪問進修。因而,1980年代成長的學人,常常跳過上一代,直接繼承了1930年代的學術傳統。許先生說:“這個斷層很可惜。大陸跟我同輩的人,身受的苦處,我們為之同情,我們也為之悲痛,因為我們的生命沒有受過這個折磨,不是肉體的折磨,是心智的折磨。他們的遭遇太可憐了,承受多少壓力,多少苦難,我不忍再說什麼了。所以,現在三四十歲的人才極其珍貴,中國不會沒人,因為中國的人以統計數字來說是很大的,一定有大量人才出現。你們這一代很努力,臺灣跟你們同輩的人沒有你們努力,臺灣六七十歲的人曾經跟你們一樣努力。兩邊如果合在一起,可以互補,中間的斷層慢慢修補,但是時間不夠了,像我們這些七十多歲的人都快離開了。”
我說:“有時候,苦難是可以產生哲學家、思想家的。”許先生說:“折斷的樹枝太多了。在大陸,大家常常稱讚顧準,他們說顧準是一個非常淵博的人,我看他不太淵博。顧準對希臘研究也不太透徹。但是我們不能苛求,要憐憫。我常常跟美國的朋友講,你不要怪大陸的學者那麼沒骨頭,易地而處,我做得可能比他們更差,所以,要有憐憫之心。”
在抗戰時代,許先生從地理書刊中逐漸知道中國邊疆上外人屢次侵略的路線,以及中國人抵禦的方式。他常玩一個“遊戲”:在中國的北方邊疆地圖上,一次次設計紙上作業,在那些地方抵禦蘇聯的侵略。他也曾有野心,夢想今生能夠派遣一支艦隊開到泰晤士河口,要求英王出來道歉。我問許先生:“您到了五十歲,為何理解到多少罪惡是以國家之名在進行?”許先生說:“國家作為一個政體,假如這是一個機器,到了不同的人手裡就會有不同的情形。到了一些錯誤使用國家機器的人手裡,國家就變質了,犧牲了人民,也犧牲了國家存在的目的。所以,以這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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