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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非常淡薄了。”我問：“為什麼會發展成這種情況？”許先生說：“工作專業化的緣故。中國也老早這樣子了。臺灣非常可憐，等到藍綠對決以後，兩極化，沒有人有中間立場。任何人只要有中間立場，總有一邊的人會罵他。”

我不無傷感地說：“很多學者並不耐煩做學術普及工作，他們只看重自己的名山事業，不願意寫對大眾有啟發性的小文章。我特別期望學者有興趣把自己學術研究的心得，以淺白易懂的文字寫出來。這種小文章對普及學術思想與推動社會進步大有好處。”許先生說：“這就是中國儒家基本的使命感。為生民立命，就是為世界幫忙，這是儒家的本分。我將《萬古江河》寫得很淺，就是為了這目標。還有一本《史海巡航》，那是我應中學老師要求而寫的。陽春白雪也應當能教育年輕學者，或者讓同行分享，刺激同行。我現在越來越把精力放在教育年輕學者上。”

許先生說：“對歷史，我不僅拿它當史料看，也將古人當作我的朋友，至少是我的採訪物件。”而他的“新聞是短歷史，歷史是長新聞”的妙句則常在我腦海裡飄過。細讀他數十年來的時論文章，我偶發奇想：如果身體允許的話，機緣巧合之下，也許他會是一個難得的報人。

在寫報人餘紀忠的《中國新聞史上的奇葩》一文中，許先生說：“中國新聞事業史上，梁任公與張季鸞二位前輩的文章，均獨步當時，而餘先生挾其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素養，巨筆如椽，也不讓二公專美於前。在餘先生的薰陶下，《中國時報》環境中，不少中青年的新聞從業人員，耳濡目染，不僅學到了寫文章的能力，也學到了經營事業的本事。今日臺灣新聞界中，出身《中國時報》的人才特多，其中不少卓越之士，已是獨當一面的領袖人。”　txt小說上傳分享

小 引（5）

許先生近來每隔一段時間到南京，最重要的緣故是應老朋友餘紀忠生前之託。餘紀忠先生是中央大學校友，創辦“華英基金會”，資助母校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培養人才，請許先生任董事。餘紀忠先生去世後，許先生依然不負老朋友囑託。

2009年6月8日，王汎森先生邀我共赴臺灣“中央大學”的“餘紀忠講座”，聆聽了“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演講《學術研究與社會責任》，拜訪了餘紀忠先生的女兒餘範英。回來的路上，我們在探討臺灣報界現狀，頗似諸葛亮《後出師表》所提的人才凋零與資源損耗，又感慨一代報業鉅子餘紀忠開創的《中國時報》易主旺旺集團，可謂世事無常。

鄉關何處

背井離鄉，難忘鄉愁。一首《鄉愁》幾乎成了余光中的名片。隔海峽相望，其情眷眷如是，遠在大洋彼岸生活的華人情懷，就更能理解了。我讀錢存訓先生的*《留美雜憶》，覺得這一段頗堪回味：“我們一家在1959年加入美國國籍，因為過去承認‘雙重國籍’，並沒有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一直到最近在國內某些刊物發表論文，發現在我的姓名前加註‘美國’字樣，才知道中國政府因為某些原因，已不承認‘雙重國籍’。可是在國外的華人不管是否加入外國國籍，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外國人看你也是中國人，而中國人卻認為你是外國人，覺得十分可笑。”

錢存訓先生一家加入美國國籍時，許先生正在芝加哥大學讀書。許先生為《留美雜憶》寫的序裡說：“我曾在錢先生與錢師母的庇廕下，度過一生中極為重要的五年。自從1957年至今，我認識二老已有半個世紀，可以說是親炙身教的後輩，所見、所聞、所感受，能夠十分體會到錢先生和師母愛人如己的德行。”而談到“雙重國籍”的問題，許先生說：“以色列人在美國，很多人跟我一樣‘雙重國籍’。很多以色列的子弟拿以色列護照，也拿美國護照。我拿美國護照和‘臺灣護照’。”

有一次，我問許先生：“中國留學生當年留在美國不能回中國了，為什麼很多人的鄉愁那麼濃烈？”許先生說：“文化問題。在外面是弱者，或者說孤立，就懷念在家鄉如魚得水的狀態，而在外面孤立無助。很多老一輩的留學生，在系裡永遠打不進去，永遠交不到真朋友。我在學校上課，還有老太太們來聽課，跑來問我：‘你是開洗衣店出身，還是開餐館出身？’因此，你理解楊慶堃、楊振寧的感覺嗎？我常常跟英時說：比我們早十年的人，替我們扛下了許多過去的艱困，替我們打了天地。早我們十歲的有幾個做成教授？學歷史的都不教歷史，學歷史教中文。楊慶堃先生那麼能幹的教授，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說：‘我們歡迎你來，你一定以哥倫比亞為榮。’楊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