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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該如何幫助人們確立信仰等精神需求，恐怕就不是本書所能回答的問題了。筆者想說的只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高層次精神需求的形成的確有其客觀規律。只有掌握了這些規律，企業文化建設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對此問題確有興趣的讀者，不妨關注一下新形勢下宗教傳播的規律。看看同樣在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同樣面對精神疲軟、信仰迷茫的現代青年，宗教領袖是怎樣傳道，並且讓人們接受很難用理性加以證實的教義的，又是如何組織活動，以不斷鞏固信徒們的宗教信仰的。

2�企業家有可能將創造顧客作為唯一宗旨嗎

企業宗旨實際上與企業家的精神境界有關，一般來說，會有一個由低到高的變化過程。企業在起步階段，多數企業家確實是一心想賺錢，因為活下去才是硬道理。只要能賺錢，幹什麼，怎麼幹都可以。用聯想公司柳傳志的話說，企業家最初都是“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裡是哪裡”。要想讓企業家像當年毛澤東等革命者那樣，一開始就以為人民服務作為價值追求，是不現實的。《基業長青》的作者也認為，“並非所有高瞻遠矚公司創業時都有明白規定的核心理念”，“早期只是設法起步，開始向前衝，一直到公司逐步演變後，理念才漸漸清楚”。實際上，許多企業都是在創辦10年左右時，才明確寫出公司宗旨的。

創業之初，難見宗旨。可是，當企業成長到一定規模，要想持續發展，做大做強，企業家就必須在價值追求方面有所超越。這時，雖然企業家每天也在賺錢，但已不是為個人賺錢而賺錢了，而是將賺錢視為實現遠大目標的一條途徑、一種標誌。實際上，一些著名企業家都有這麼一個思想變化的過程。

松下幸之助有一定的代表性。松下幸之助本人1918年開始創業。經過努力，他把一個只有幾名員工的小廠，慢慢發展成有相當規模的松下幸之助電器公司。隨著事業的發展，松下幸之助個人及其家庭的物質生活條件不斷改善，再也不用為衣食而憂了，可這樣一來，反倒失去了前進的動力。用他自己的話說，有了幾輩子都花不完的錢，幹嗎還要繼續努力去經營企業。直到1932年某一天，松下幸之助參加了一個宗教活動，深深地被信徒所表現出來的虔誠所感動。晚上回家後浮想聯翩，他突然想到企業與宗教的共同之處：宗教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而企業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二者都是造福社會的神聖事業。企業家應該透過向顧客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這種方式來服務社會，這才是辦企業的意義。想到這裡，松下幸之助豁然開朗，興奮不已，“我懂得了真正的使命，心情無比激動，這同以前曾有過的無數次創新時所感覺到的喜悅心情一樣，是無法形容的。我全身熱血沸騰，深深感到工作的崇高和嚴肅”。第二天上班後，松下幸之助將全體員工召集在一起，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宣佈了松下電器公司的宗旨，強調公司從此有了新的生命，並將那一天即1932年5月5日，定為公司的誕辰。此後，每年的5月5日就成為松下公司正式的創業紀念日。

松下幸之助當年的困惑，現實生活中許多企業家也遇到了。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內確有相當一批企業家走出了艱苦創業階段，手中積攢起鉅額財富。有錢之後，經常縈繞他們心頭的，也是還要不要繼續奮鬥，為什麼而奮鬥的問題。不過，似乎真正想明白了的企業家還不太多。幾年前，張瑞敏在與記者的一次交談中，談到現在不少民營企業家，特別是南方一些企業家，已感覺不到辦企業有什麼樂趣了。因為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經濟秩序越來越規範，經營企業的難度明顯加大。而企業家手裡的錢已經不少了，完全夠花了，再幹下去實在沒多大意思，還不如隨便玩玩，享受人生。因為，花出去的錢才是自己的，放在賬上的只是數字。張瑞敏認為，這可不是好現象：國企管理者因為錢少而不幹，民營企業家因為錢多也不想幹了，中國的經濟怎麼發展？張瑞敏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中國真正成大事的人，要有一種覺悟，一種境界，有一種為國家、為民族、為本企業員工甘願奉獻犧牲的精神。“我們在市場競爭中首先戰勝的不是對方，而是我們自己，戰勝自身的缺點，提升自身的綜合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