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2/4 頁)

出決定，並且在執行過程中加以檢查”，“所謂‘各方去辦’，不是說由黨員徑直去辦”，而是要經過黨員及非黨群眾的商量研究，“對不妥當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後大家透過，方才去辦”。“所說的‘原則’指的是：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和個人作用的統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頁。

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是我軍根本的領導制度，實行幾十年來，對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保證部隊的高度集中統一，防止個別野心家、陰謀家篡奪軍隊的各級領導權，對集中黨委一班人的智慧，實現科學決策，提高領導水平，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黨委議軍可以加強對部隊指揮權的控制，因為不經過黨委集體研究，誰都無權私自調動部隊，這就防止了個別人動用軍隊去達到個人目的；黨管幹部可以有效避免任人唯親，拉幫結派，因為任免幹部必須經政治部門考核後提名，黨委集體討論透過，再報上級機關任免，領導者個人意見不再是唯一因素，想培植個人勢力就不太容易；黨委理財可以防止出現重大決策失誤，因為單位一切重大開支都需列入預算，經黨委集體研究決定，這將減少因個別領導一時頭腦發熱、臨時動議、亂拍板所帶來的決策損失。

為什麼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能起如此作用？從理論上分析，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是在各級實現了決策權與執行權的相對分離。現代管理學非常強調權力的制衡，主張決策權與執行權相分離，決策時應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而執行則必須專人負責，緊張高效。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較好地體現了這一要求。所不同的是，在典型的現代企業制度中，行使決策權的董事會由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組成，包括從外部聘請的獨立董事。有些人雖然參與決策，可並不真正瞭解企業的實際。而在我軍領導體制下，參與決策的都是領導班子成員，他們對部隊情況比較熟悉，並要對決策後果承擔責任，所以容易形成比較合理的意見。

“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4）

另外，現代企業制度只是在總公司一級設立董事會，實現了決策權與執行權的分離，而下屬各級仍是由主要領導個人說了算；而我軍在連以上各級建立黨的組織，對單位的全面建設和業務工作實施領導。這實際上是將權力制衡思想進一步向基層延伸，其科學性、合理性顯而易見。

二是保證了對主要管理者的有效制約。如何管住下級單位的第一把手，是組織建設中的關鍵問題。不放權肯定不行，可下屬單位主要領導的權力過大，且缺乏有效制約，出問題的機率就高。而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最大的優點，恰恰在於能夠對第一把手形成制約。因為按規定，不僅在本級，主要領導不能個人說了算，而且對其下屬單位黨委集體作出的決策，上級領導個人也不能隨意推翻。要想否決下級黨委的意見，必須召開上級黨委會集體作出決定。

筆者在部隊工作多年，曾不止一次地遇到這種情況：少數幹部包括個別主官私心重，膽子大，確有利用手中權力搞點名堂，為個人撈好處的想法。可在軍隊現行領導體制下，他們很難為所欲為。特別是重大決策須經黨委集體決策這一條，對一把手的制約最直接、最明顯。因為，黨委成員都是單位或部門的現任領導，對實際情況比較瞭解，只要經過黨委討論，多數同志出以公心，不正確的意見便很難透過；而如果不透過黨委，主官個人決定重大問題，那就違反了集體領導的原則，就會受到其他黨委成員的質疑、抵制和上級組織的追究。

三是有利於發揮民主，加強對領導幹部的監督。根據規定，黨的各級委員會由全體黨員按照黨章規定民主選舉產生，應對該級黨委所屬的全體黨員負責；該級黨委的常委，應對該級黨委會負責；黨委和常委都要定期報告工作，自覺接受黨員群眾的監督。如果領導幹部表現不好，威信不高，就會在黨的會議上受到質疑，嚴重的便會在黨內選舉中落選。這對領導幹部也是一種有效的監督。據筆者所知，部隊常有一些領導幹部因群眾威信不高，在黨內選舉中落選。而一旦落選，按規定這個幹部就不能參加黨委，自然也就不適於繼續擔任這個單位的領導，不得不調整工作。這對單位的建設和發展，對幹部本人，都是有好處的。

總之，毛澤東為我軍創立的領導體制，實際上是堅持了集體決策與個人負責相結合，決策時充分發揚民主，執行時強調個人負責，從而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