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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軍隊紀律，地方同志包括外國朋友都知道解放軍有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些人以為我軍的紀律就這麼幾條，這實在是一個誤解。“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只是建軍之初，毛澤東為紅軍規定的紀律。後來，紅軍的紀律法規不斷完善，先後頒發了《暫行內務條例》、《獎懲條例》等規定，逐步形成了包括政治紀律、軍事紀律、組織紀律、財務紀律在內的、比較完備的紀律體系。只不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歷史上的影響較大，又被編成歌曲到處傳唱，所以人們常以它作為我軍紀律的代名詞。

抗日戰爭時期，我軍隊伍有了較大發展，但大都分散在各敵後抗日根據地。針對當時部隊管理中存在的制度不統一和作風紀律鬆弛等現象，中央軍委相繼頒發了《內務條令》、《內務制度》和《軍隊紀律條令》草案，系統地闡述了加強紀律建設的重要意義，重申了我軍管理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則和要求，進一步明確了各項紀律規定，用以規範八路軍、新四軍各部隊的生活秩序和行政管理工作。這些條令條例的頒佈執行，使我軍依法治軍的水平有了明顯進步。

1947年10月，在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中國革命見到勝利曙光的新形勢下，毛澤東聽取各方面意見，親手修改並以解放軍總部名義重新頒佈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現在人們見到的有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經典表述，就是那時確定的。根據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全軍各部隊普遍加強了紀律教育，各級領導帶頭講紀律，模範執行紀律，廣大官兵的法紀觀念又有新的提高，對保證解放戰爭的勝利及順利接管大城市，起到了重要作用。當年朱德總司令曾總結道：“紀律是軍人的生命。我們紀律好，秋毫無犯，人民到處歡迎，勝利就快。”《軍隊政治工作學習檔案》第三輯，戰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頁。

新中國成立後，我軍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為了克服我軍在長期戰爭狀態中形成的遊擊習氣，黨中央、中央軍委及時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確提出要“建設正規化、現代化國防部隊”，開始將正規化列為軍隊建設的重要目標之一。毛澤東同志在給軍事學院的訓詞中強調：“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統一的訓練，就是要求實現諸兵種密切的協同動作。為此，就需要克服在過去時期曾經是正確的，而現在則是不正確的那種不集中、不統一、紀律不嚴、簡單現象和遊擊習氣等等，而必須加強整個工作上、指揮上，而首先又應該是從教育訓練上來培養的那種組織性、計劃性、準確性和紀律性。”《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490頁。這就是對我軍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五統四性”。

根據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我軍將正規化建設列入總的奮鬥目標，陸續制定頒發了新的共同條令、戰鬥條令、軍兵種條令和有關專業條例。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軍又進行了具有深遠意義的軍事制度改革，實行了義務兵役制、軍銜制和軍官薪金制，建立了軍官留營值班、城市駐軍軍容風紀維護、安全防事故、點驗等制度，對軍人著裝、舉止、儀容和禮節等各個方面做了進一步規範。隨著這些制度和規範的落實，我軍正規化建設的水平有了明顯提高。

不過，我軍正規化建設發展道路並不平坦。20世紀50年代後期，圍繞軍隊要不要實現正規化，如何實現正規化，軍隊內部包括高層領導也曾有過爭議。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提出反教條主義，將學習蘇聯紅軍經驗，搞正規化建設中出現的一些過頭現象，上綱上線到“要不要堅持毛澤東無產階級建軍路線”的高度上來認識，錯誤地批判了部分同志，造成了思想認識的混亂。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正規化目標開始淡出軍隊建設的視野。

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左”的東西氾濫成災，其表現之一就是將正規化作為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來批判。部隊建設的指導思想出現混亂，只講革命化，不提現代化，批判正規化，甚至連條令條例這些軍隊管理的基本章法也不怎麼提了，部隊的法紀建設長期止步不前。加上受地方“造反有理”等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部隊思想鬆懈、管理鬆散、紀律鬆弛的現象比較嚴重，作風紀律狀況大不如前。這正是20世紀7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恢復工作後，很快便提出“軍隊要整頓”的重要原因。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軍隊肅清林彪、“四人幫”的影響，進行撥亂反正，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明確軍隊究竟要不要加強正規化建設。隨著“左”的思想的消除，全軍上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