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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紀律，只在少數人違紀時有效。如果違反紀律的人多了，以致形成一種風氣，那懲戒就會失去威懾作用。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法不責眾。而自覺的紀律建立在多數官兵覺悟的基礎上，一般不會出現同時違紀的情況。不但多數人不違紀，而且他們會幫助領導做工作，督促不夠自覺的少數人，共同維護部隊的紀律。因為在他們看來，維護紀律不僅是領導的職責，而且也是全體官兵共同的義務。大多數人自覺地遵守紀律，堅決地維護紀律，對少數違紀分子處理起來就容易得多。

三是可以解決關鍵時刻的表現。紀律意味著服從。一般情況下，只要管理者提出了要求，多數人都會聽從。可當管理者的要求直接影響到人們的切身利益，甚至危及人的生命時，情況就不同了。只有高度的自覺性，才能確保官兵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始終嚴守紀律。電影《決戰寧、瀘、杭》中有這樣一組鏡頭。解放上海時，部隊曾明確了兩條紀律：一是為保護城市，避免傷及無辜，進攻中一律不準用炮；二是進城後任何人都不準進民房，儘量少擾民。上海戰役打響後，國民黨守軍果然利用樓房和街道頑強抗拒。如果我軍允許使用火炮，這本不是難題。可上級不準用炮的規定，卻直接限制了我軍的攻擊力，部隊進攻受阻，傷亡很大。一些基層指戰員不理解，甚至提出“是要資產階級的大樓，還是要無產階級戰士的生命”這樣尖銳的問題。面對質疑，我軍指揮員態度堅決，反覆做官兵的思想工作，強調上海是人民的城市，哪怕付出再大的代價，也要讓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部隊攻入上海後，按規定露宿街頭。許多戰士打了幾天的仗，沒有水喝，嘴唇乾裂，聽到附近居民家中的自來水一直在響，可就是嚴守紀律，不入民宅。顯然，這些都不是一般軍隊所能做到的。只有建立在高度自覺的基礎上，部隊才能在關鍵時刻過得硬。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年曾國藩統率下的湘軍攻入太平天國都城後，縱兵劫掠，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把一座繁華無比的六朝古都，搞得像人間地獄。湘軍從上到下都發了橫財，包括曾氏兄弟。據史書記載，當年清廷曾電敕曾國藩，追問太平天國國庫裡的金銀到哪裡去了。為了阻止湘軍將掠奪來的財富運回老家，清廷曾派人在長江上攔截船隻進行檢查，逼得湘軍官兵將財寶藏在撐船用的竹槓裡。時間久了，這一秘密被清軍發現，於是加了一項檢查內容，即敲一敲竹槓，看是否有夾帶。“敲竹槓”一詞即由此而來。

以“醇儒”標榜的曾國藩一向以從嚴治軍、保國護民自詡，曾多次表示，“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軍士所過，有取民間一草一木不給錢者，即行正法”。湘軍組建之初，與清廷其他軍隊比，軍紀也算好的。為什麼打下天京後會一反常態，縱容官兵大肆劫掠呢？根本原因就在於，湘軍官兵打仗都是為了個人升官發財，打下天京是一個難得的機會。面對那些在戰場上殺紅了眼，一心指望得到補償的官兵，曾國藩明白，如果採取強硬手段去約束，很可能會激起事變。所以，狡猾的他寧肯揹負罵名，對手下的違紀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自覺紀律之所以優於“棍棒”紀律，是因為它符合人的行為規律。中國古代儒家學說有兩個核心概念，一是仁，二是禮，認為仁是君子的道德情懷，禮是君子的外在表現。一般來說，君子都是“發乎仁，止乎禮”。意思是說，仁是內在的，禮是外在的；仁是決定性的，禮是從屬性的；仁是禮的靈魂，禮是仁的表現。只有具備了仁義的道德情懷，才能不折不扣地遵從禮儀的要求。同時，也只有嚴格按照禮儀規範去做了，才能證明一個人確實具備了仁義的道德情懷。

古代兵家對思想道德與行為規範相互關係的認識，與儒家的看法基本相同，也非常看重對士兵的紀律教育，強調“用兵之法，教誡為先”，反對“不教而誅”。古代著名的軍事將領，帶兵方面都是兼用儒法的。首先是強化思想教育，宣明法紀，講清道理，儘量使大多數官兵自覺地服從命令，遵守紀律。在此基礎上，再強調和實行依法治軍，賞優罰劣，對少數不聽招呼的“害群之馬”，嚴加懲治。

對於自覺紀律比“棍棒”紀律好，估計多數人都能認同。問題是怎樣才能建立起自覺的紀律，這就需要了解我軍紀律教育的基本做法和經驗。

從紀律教育的內容看，部隊通常強調三個問題。一是講清建立鐵的紀律對軍隊的意義，講清紀律與軍隊宗旨、與戰鬥勝利、與群眾擁護之間的相互關係。二是講清紀律問題的實質是正確處理個人與組織的關係，遵守紀律就是要顧全大局，甘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