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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飾的漢奸論調。他還批評余光中在《山河歲月話漁樵》中對胡蘭成文筆的讚揚。這和胡秋原在抗戰期間積極投入反法西斯救亡運動的經歷是分不開的。

成為“憤怒青年”李敖的靶心

任卓宣和胡秋原因其“歷史問題”——早年曾與*有千絲萬縷的聯絡——赴臺後常常成為論敵“揭老底”的物件。在60年代初發生的中西文化大論戰中，有“憤怒青年”代表之稱的李敖，以第一速度投射他的反抗力量，向周圍環境表示他的強烈不滿與攻擊。其中發表在1962年2月1日出版的《文星》上《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口氣點名批判了四十位名家學者。其中一個重要靶心是胡秋原。李敖診斷他得了“超越前進病”：“這些文化選手們，一方面對中國文化假惺惺的不滿意，一方面對西洋文化熱烘烘的掘根子。這一派的*師就是胡秋原。胡秋原在《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裡，口口聲聲勸人‘由門戶之爭解放出來’，卻沒有想到他自己正是門戶之爭的健將！他並不是什麼‘獨立而向前’的‘兩不屬’的人，他實在屬於‘傳統派’中的一個流派。”他說，胡秋原的論調，跟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啟的“超勝”論，跟二十七年前張季同的“創造的綜合”，跟香港唐君毅的“超越論”“同出一廠”。胡秋原迅即在同年3月1日出版的《文星》上發表七萬多字的《由精神獨立到新文化創造》，文中稱李敖是“梅毒主義”。聲援他的還有鄭學稼、徐道鄰等人。李敖為此寫了《我要繼續給人看病》作反批評。其中任卓宣助戰最為賣力，發表有《中西文化問題之總結》、《為西化問題給胡秋原打抱不平》等文章。

雙方論戰均不冷靜，互扣對方紅帽子，把文化問題上升到政治層面。如《文星》雜誌說胡秋原是“與*聯合戰線的閩變分子”，是“狄託第二”，“在倫敦住*招待所”，“做過《文匯報》主筆”，要求警備司令部出面調查，並在《中央日報》顯著位置登出特大廣告。胡秋原只好於1962年9月18日宣佈起訴，進入法庭，並寫《此風不可長》、《誹謗集團公然煽動政治清算問題》兩書，其中也為“閩變”的十九路軍辯護。後由二十五位“*要人”出面發表宣告調解，無結果。由此可見，所謂“中西文化論戰”所包含的政治內容，是再明顯不過了。李敖由於觸犯了黨政要人，尤其是他要求當局開放政權和實行*的自由主義的主張，構成了對國民黨政權的威脅，故無法為國民黨所容，1965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封閉了《文星》雜誌。1960年3月，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胡秋原擴大事態，說《文星》老闆的後臺蕭同茲“背黨賣國”，乃與“匪幫”盲進運動相呼應，弄得蕭同茲被動，李敖也以“叛亂”罪於1971年3月19日被捕，後被判刑十年。

但李敖把牢底坐穿恢復自由之後，仍不停止對“胡天胡地胡部長”的攻訐，僅1988年就寫了《胡秋原冒充胡部長》、《胡秋原“誠實”嗎？》、《蔣總裁口中的衚衕志》、《胡秋原式的“患難之交”》等犀利的雜文。這些文章以翔實的史料，證明胡秋原的言行確有不相一致之處。胡秋原長期遊離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左翼與右翼之間，難怪左派說他右派，而極端的*人士懷疑他為左派乃至為*分子“所包圍所利用”，還有西化派指他為傳統派，而傳統派說他根本上是西化派。這便使李敖有空子可鑽，去抨擊胡秋原以折中為名的保守論及其政治上的“兩面派”之處。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胡秋原（8）

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挺身而出

雖然胡秋原屬於承認中國文化有不足，希望藉助西化來加以補救的主流折中派，但就其選擇而言，常常會不自覺偏離這種貌似公允客觀的立場，往左或右的方向遊走。如果說在與李敖論戰中他是偏右的話，那麼在1977年夏季掀起的鄉土文學大論戰中，胡秋原無論是政治立場還是學術觀念均明顯左傾。

那時國民黨御用文人彭歌在《聯合報》上發表了《不談人性，何有文學》的文章，對鄉土作家陳映真、王拓、尉天驄公開點名，作了嚴厲的政治抨擊，再加上余光中在《狼來了》中揚言要對作為毛澤東文藝思想信徒的陳映真“抓頭”，整個臺灣文壇由此陷入一片悲憤、焦慮和恐怖之中。正是在這種氛圍下，胡秋原在1977年9月出版的《中華雜誌》上，刊出《談“鄉土”與“人性”之類》，對彭歌的文章提出擲地有聲的批駁。聲援者還有徐復觀、鄭學稼這些老一輩理論家。這些文章均以嚴正的態度和恢宏的器識，批判了反對鄉土文學的論調，維護了在逆境中成長起來的含有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