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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和站崗。”

無論在家庭還是組織中，這種報復都是為了阻止人們說出爆炸性的秘密。儘管檢舉人經常因為他們“多餘的”行為被驅逐出組織，但格蘭澤的研究顯示，他們大多數都能從對組織核心價值的忠誠中找到說出（機密）的勇氣。即使同事給他們貼上叛徒的標籤，這類檢舉者也會因為經常感到對組織有極大的忠誠而採取行動，將令人不安的真相公諸於眾，因為他們認為這些秘密行為破壞了組織的使命和道德核心。

我們認為領導者必須在組織中以身作則，做到坦誠和透明。況且在這件事上，如今的領導越來越別無選擇。在當今的世界，只需輕點滑鼠，資訊就可以傳播到世界各地，透明不僅僅是有利的，而是已經變得不可避免。

但還是有很多領導者依然故我，好像只要將尷尬和具有破壞性的真相隱藏起來，外界就無從知曉。且不知那樣的日子已經結束了。部落格的興起改變了透明的真正含義。曾經，在一個藏有齷齪秘密的組織中，最糟糕的事莫過於在內部出現一個意志堅定又值得信賴的人，而且他有受尊敬的記者所擁有的敏感。但是隨著部落格的興起，曾經那些易受責難而且形單影隻的檢舉人擁有了能力超強的電子助手。檢舉人不必再向記者告密，也不必因為曝光而犧牲自己的事業。現在他們可以匿名告發，而且透過網路部落格能讓資訊以光速傳播。

比如，在中國廈門化學工廠事件中“拉響警報”的連嶽。據負責伯克來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網際網路專案的網路編輯肖強（音譯）所說，連嶽是中國1600萬部落格寫手中的一員，儘管政府在努力控制網路世界，包括僱傭“上萬名人員……監管網路秩序”，部落格寫手還是擁有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正如肖在《華爾街日報》中寫到的，中國部落格寫手感到越來越有安全感，並且擁有了日漸增長的公眾支援：“面對這些獨立的聲音，舊的意識形態機器開始坍塌。”

但是那些在錯誤的時間，生活在錯誤國家的傳統檢舉人仍然有生命危險。2001年，莫三比克的銀行職員安東尼奧揭發說，該國某個銀行正在被精密計劃過的市民洗劫，其中包括政府官員。安東尼奧在該國一家主要報紙上揭發出了超過一千名惡意貸款的人的名單。不久後，人們就在一個他正調查的銀行天井中發現了他的屍體。至今，這起謀殺仍未破案。

很少有現代美國告密者被謀殺，儘管如此，1976年，反核人士、勞動維權者凱倫？絲克伍還是離奇死亡了。今天，要是他們能透過部落格喚起公眾的注意，那麼幾乎可以保證他們的聲音能被聽到。但是舊式告密實質是碰運氣，這造就了很多驚心動魄的戲劇，就像的薛尼？波拉克導演被改編成小說的驚悚片《為期三天的坦誠》，影片的主演是羅伯特·瑞弗德，他在中情局工作。當他的整個部門被摧毀時，他威脅說要告訴《紐約時報》中情局暗殺了6名無辜的美國人。他的上級問這個準告密者“你怎麼知道他們會發表（這件事）？”若是今天，即使《紐約時報》不出版你的故事，那麼肯定會有一些部落格寫手會把它報道出來（他們擁有比報紙多得多的讀者）。正如作家克萊夫·湯普森在《快速公司》雜誌中寫到的“如此多的部落格靠爆料獲得點選率，以至於揭發醜聞成了全世界人民的一種愛好。”

諷刺的是，即使網際網路讓告密變得更容易，但人們的職業健康仍面臨危險。檢舉人仍要冒著失去工作的風險，而且另謀他職也不太容易。儘管官方對透明有了更多的保障，但幾年來，1989年頒佈的檢舉人保護法案還是被嚴重的削弱了。根據《瓊斯母親》雜誌的報道，最大的一個倒退是2006年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在某種程度上否決了第一修正案在職務上對公職人員的保護。法庭同時也削減了工作場所報復行動的懲罰。

但至少有一個例子說明網際網路保護了檢舉人，避免了他們遭到來自敵人的傷害。韋治阿古馬是來自印度的工程師，他是為數不多的批評家，不斷地爆出自己在卡納塔克邦州的公務員同事有貪汙行為。過去很多印度的檢舉人在做出類似行為後都會遭到謀殺。但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這位檢舉人的妻子賈亞士裡已經提出一個高科技的，而且非常新穎的方式來保證她丈夫的安全。在他們還在上大學的兒子的幫助下，她開始專門為韋治阿古馬寫部落格。她推斷，只要科技之光仍然照在她丈夫的身上，他就是安全的。“我們正在為他築起一座堡壘——一道由人組成的堡壘。”她這麼形容丈夫的數字避難所。“我想告訴人們，這件事正在發生，我的丈夫是一個檢舉人，因此，保護他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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