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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的世界是一個死世界，沒有希望，沒有下一代，沒有青春，裡面的人根本不會想到明天。就像張愛玲《花凋》裡所寫的：“碩大無朋的自身和這腐爛而美麗的世界，兩個屍身背對著背拴在一起，你墜著我，我墜著你，往下沉。”對於張愛玲所描述的這樣一個世界，唐文標認為帶有“趣味主義”的毒害存在。是民國初年上海的黑幕小說和鴛鴦蝴蝶派小說的流風遺緒。這類小說技巧上以趣味為主，題材以人間惡德劣行為物件，這類文學是有害於人性社會的。

由此唐文標提出嚴肅文學寫作的問題。“嚴肅文學中應有人性標準，應有道德制裁，應有‘君子愛人以德’的內容。”據此他批評張愛玲小說（如《金鎖記》）裡面的人沒有成長，沒有為“做人”而掙扎過，作者這樣對人物的描寫，“對我們沒有任何幫助的”。“如果作者要把這個鬼世界與正常世界連在一起，大可以用一些對照的方法，寫一二個青年學生，寫他們有希望的一面？為什麼一定要寫的人那麼絕望，那麼困與小圈子，那麼卑劣的在終日盤算？”

針對唐文標的批評，朱西寧在《先覺者、後覺者、不覺者——讀》中予以駁斥。朱西寧首先指出唐文標一方面批評張愛玲的作品“缺乏時代性和社會性”，另一方面又封她為“殖民地作家”的論斷是輕率的，並且是自相矛盾的。他批評唐文標只知“有”的世界，凡事總要求合理化的意義與價值，所以少有能領悟超理性的“無”的世界。這是不自覺的脫離自己民族文化的道統之故。“若以那樣的理性標準給張愛玲先生的作品定罪與定價，實在是太可怕。”朱西寧問道：“（這樣下來）《詩經》……的意義與價值何在？中國文學還能剩下多少是有時代性和社會性？即以《紅樓夢》而論，其意義何在？價值何在？”

第二章　朱西寧、王翟、唐文標的論爭（2）

朱西寧認為張愛玲是文學寫作上的先驅者。他說：“先知先覺者更早的便已指出‘次殖民地’的中國地位，……我們這輩後知後覺者於今天的西安市中才算一一得到印證，服了他們。而不知不覺者，仍還搞不清楚自己家身在何世，生身在何處。”“所以先覺者雖非預言家，卻似預言家，作為先覺者的小說家，則應是預言者。所謂藝術家走在時代前端，其實即是這個意思。”他指出唐文標要求作家“都應當寫民族正義那樣的東西”，是一種整齊劃一的文學紀律，這種文學紀律總是用意義和價值做標準，拿客觀批評作者的主觀，是西方的批評對中國現代小說無計可施的難處。

朱西寧從一個作家的角度認為唐文標要求張愛玲“應當”寫她說不可能見到的“全盤的客觀的現實”：“大肆活動的革命黨”、“中國民族工商業抬頭與西方資本冒險家抗衡”及其所進行的“上海這個主力搏鬥的現場”和“青年學生、新文化運動、熱血的中國人”等，是一種很傷文學的主張。這種主張“很會有淪為記載事實的危害”。唐文標的“應當”論和“意義與價值”論是不覺者對先覺者的批鬥和*，朱西寧說：“這種方程式可以帶入一切少數服從多數的*式悲劇；可以把耶穌基督釘上十字架，可以是易卜生的‘人民公敵’，也可以使新文化運動學術界知識分子把二十世紀新猷的三*義拿去和十九世紀西洋的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科學等相比，不說文化演進的總是後來居上，反而認定這二十世紀不符合十九世紀。迷信西洋到這樣不知不覺的荒涼地步，照這種判例，則曹雪芹亦是無光的、死的。”於此，朱西寧認為張愛玲作為一個小說家，能夠成功的寫出她所代表的文明，寫出一個大都市裡主要人口中一大部分的人物、典型市民，和沉澱在這大都市底層的家庭和文化，這已經很夠是一位卓越的大家了。他說：“有誰寫香港的地理背景、本地景物和所在地描寫能高過和生動過《傾城之戀》、《茉莉香片》、《第一爐香》、《第二爐香》？又寫上海，有誰能寫得出像《留情》、《桂花蒸　阿小悲秋》、《等》、《年輕的時候》、《封鎖》《創世紀》那麼真切鮮活？”

對於唐文標的“文學功能論”，另一位評論家王翟提出了自己的批評。在《看》中，王翟指出在張愛玲的評論當中，唐文標的《張愛玲雜碎》和水晶的評張愛玲的批評文字是兩個極端，唐文標作為一位認真的學者，對張愛玲的佚文、材料的蒐集有很大的功勞。但同時王翟也強調，唐文標指出張愛玲作品的陰暗、荒涼特徵和缺乏社會性與道德批判，作者的社會良心是很熱忱的，然伴著他熱情洋溢的詞藻卻令人覺得這是一篇他對張愛玲世界的詛咒和自己功利主義文學觀的宣言，技巧的討論則變得相當次要。而依照唐文標對張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