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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的人情風俗有深刻的瞭解，深具中國特色。

對以上這幾點，王拓承認是張愛玲作品的特色。但是他認為研究者們過分忽略了張愛玲的小說在內容上與精神上的某些缺陷。這些批評家們的批評可能會把讀者的關切與興趣輕易的引向一個過分追求自我的狹窄的世界裡，而忽略了更廣大的社會群眾的生活現實。因此，王拓認為，有必要換一個角度來觀察張愛玲的小說，這樣或許能收到更為客觀公正的評價效果。王拓從張愛玲的家世歷史和作品所體現出來的生活內容入手，認為張愛玲雖然對歷史有深徹的領悟與瞭解，卻沒有在她的小說中為我們塑造更能代表時代總量的人物。王拓指出，張的短篇小說，“寫來寫去總是離不開生活在上海與香港這兩個地方的沒落貴族”。而整個民族的血淚與社會的大變亂，卻不會在張愛玲的小說中留下鮮明的痕跡。從這個角度出發，王拓認為，“我們即使承認張愛玲的小說，對於反映她那個環境，以及那個環境下的人物性格的刻畫與挖掘有其成就，但是我們卻不能同意她所塑造的人物‘能代表那個時代的總量’、夠資格稱為‘時代的廣大負荷者’。”

王拓發現，張愛玲的小說與她所生存的時代有很大的隔離。“她對生活在同一文化環境下的大多數人的生活現實之陌生，已經達到了驚駭的地步。”而評判一個作家的能力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能夠對於生活在同一文化環境下的大多數人所共同面臨與關切的問題具有一定的洞察力。一個對社會與歷史有深刻的洞察力，對共同生活在一個文化環境下的大多數人的生活現實有深切關懷，並且在文學上有高度的創作能力的作家，即使是以嘴卑微的日常生活為題材也一樣可以生動，鮮活的反映時代與歷史的真相。不能想象，一個對周圍劇烈變動的環境茫然無知的人可以稱為偉大的作家。

因此，王拓指出，由於對時代的過分陌生和欠缺關注，張愛玲的小說帶有一種為寫實而寫實的論調，實際上是一種空虛的藝術至上論。

林柏燕和王拓的批評，立即得到水晶和夏志清的回應。夏志清以他一貫的風格說，“假如林先生派定我是‘建立張愛玲聲譽的功臣’，我將引以為傲，因為我這裡‘功臣’之功，也是改寫中國文學史之功”。水晶則強調張愛玲對臺灣的重要性。並且強調其“影響力的深巨，足以震撼的人‘一愣一愣’的。”他並且舉臺灣的作家朱西寧和王禎和為例，認為他們和張愛玲“有近乎師徒的關係”。水晶預言：“張女士註定要在臺灣，成為最重要的作家，受到許多後來者的推崇與讚美。”

第二章　朱西寧、王翟、唐文標的論爭（1）

唐文標的在關於張愛玲的資料蒐集和研究方面很是引人注目。但他研究張愛玲，主要從寫實主義的文學批判觀點出發，對張愛玲所寫的世界多有批評。《張愛玲雜碎》一書主要從歷史背景、張愛玲的小說內容/世界以及張對這個世界的建造幾個方面，認為張愛玲是在一個沒落的環境中寫出的沒落的景象，是“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在《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張愛玲早期小說長論》這篇論文中，唐文表先是考察了張愛玲小說發生的歷史背景。他認為張愛玲“代表了上海文明——也許竟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後表現。”而40年代的上海租界，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殖民地。那些生活在這個殖民地的遺老遺少們，仍然信守自己千年不變的舊制度生活，“他們的家就是一個小小的‘清朝’，他們留辮子、納妾、抽鴉片、捧優伶、賭博、打麻將、蒔花養鳥，悠閒的他們仍在沾戀昔日的榮光。”對上海租界，唐文標借用張愛玲的話表達自己的看法：“這種上海舊家庭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國，也不是中國在它的過程中的任何一階段。它的美，它的狹小整潔的道德系統，都是離現實很遠的，然而它絕不是羅曼蒂克的逃避——它的逃避是向著死亡的。”在這個走向死亡的世界裡，舊式的所有的一切都日益的衰頹，日益的衰微。而張愛玲則是這些遺產的繼承者。在此基礎上，唐文標提出自己的觀點，他認為，一個作家，受他的環境，他的經驗所囿限，他如能反轉過來書寫他的環境，他的經驗，正是他所以成為作家的起點。然而，他進一步強調，一個作家的作品不能不包含價值判斷，作品中道德批評的減少很容易將善惡倒置，影響人類社會的平衡。“我們不能不訴之作家良心：為什麼要寫？寫的是什麼？究竟寫作的目的何在？站在什麼立場寫？”他認為不考慮這些基本的問題，隨意的寫作不僅危害了作家本身的文學，恐怕會對人類沒什麼利益的。

持著這樣一個道德批判的立場，唐文標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