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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還不能達到這樣的水準，“大元”這個國號的提出，的確來自中原知識分子的建議。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嫡親孫子，其父是成吉思汗的嫡幼子拖雷，拖雷大家都熟悉，只要看過金庸的武俠小說，或者電影電視劇，無不知道拖雷是郭靖大俠兒時的夥伴。拖雷又有六個嫡親的兒子，其中有三個做了皇帝，他們是：長子蒙哥，1251年至1259年，為蒙古國第四任大汗，在中國的史書中為元憲宗；四子忽必烈，繼蒙哥為元世祖；第五子旭烈兀，為伊利汗國主，《史集》一書直接稱之為“伊郎國皇帝”。

忽必烈已是成吉思汗創業以來的第三代，因為有父祖開創的局面，忽必烈的早年生活，想必和成吉思汗當年赤手空拳打世界的狀況不可同日而語，雖然因為蒙古人的傳統，免不了還要學習馳馬疆場，但是也有了條件接受一些較好的教育，和起於草莽的成吉思汗迥異了。1251年，忽必烈的親哥哥蒙哥做了大汗，忽必烈得到了施展抱負的機會。

元史世祖本紀記載道：帝在潛邸，思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歲辛亥，六月，憲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長且賢，故憲宗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

由此可見，早在漠北做藩王的時候，忽必烈就有“大有為於天下”的抱負，在他的身邊開始聚集一些有學問的人才。忽必烈對漢族的文化很有興趣，非常的神往，這就象我們今天很多國家的年輕一代，都十分神往心中的自由世界一樣，所以，當時的忽必烈就已經延聘了不少的漢人到王府來做幕僚，向他們學習漢人的文化和制度，這些許多漢族的幕僚中間，有一個當時叫做“子聰”的和尚，他就是後來主持營建北京城、改國號、制定朝儀的劉秉忠。

公元　1271年的舊曆十一月，由劉秉忠領銜，幾位大臣給忽必烈上了呈文，呈文說：“元正、朝會、聖節、詔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禮。”就是說按照忽必烈認可的方案，改國號行朝儀的一系列策劃工作已經完成了，忽必烈非常高興，批准了他們的方案，正式建國號為“大元”。為此，朝廷下了一道詔書，公告天下。

忽必烈為什麼將國號由“蒙古”改為“大元”（2）

在古代，朝廷的詔書也都是很好的文章，因為寫詔書的人都是當時文人的冠冕，如果沒有一流的文章手段，做皇帝的也不可能任用他來為自己草詔，所以，這些詔書也都可當作好文章來一讀，這類文章一般來說，都非常大氣、莊嚴，又有雄辯的說理，又有華麗的辭藻，甚至還有平易近人的態度，讓天下的人聽起來能夠心服口服。不信的話可以試讀一下這分詔書，詔曰：

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繼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概以至公，不無少貶。

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冶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劉秉忠生於1216年，比忽必烈僅小一歲。當時的北中國，由遼、金兩朝的統治已經超過了兩百年，劉秉忠的父親和爺爺，都曾經是金國的官吏。由於家庭有入仕的傳統，十七歲的時候時候，劉秉忠也曾進入當局的下級機構做刀筆小吏，算起來這一年該是1233年，而金國被滅也在這一兩年間，而此前數年華北地區早已經兵戈不斷，可見劉秉忠剛剛參加工作，就是在蒙古國的行政序列中，只不過象他這樣下級的文官，實在無須對局勢負什麼責任，專業技術人才，不管怎麼改朝換代朝廷都是需要依靠的。

然而，劉秉忠這個人看來不是凡品，不久以後，他因為不甘心於這份下級文吏的工作，終於棄職到武安山出家為僧了，這時候他的名字叫做“子聰”。1247年，三十歲的僧人子聰，因為遊歷雲中（今山西大同一帶），不知因為什麼樣的機緣巧合，他被忽必烈招進了幕府，從此深得忽必烈的器重。他們曾經在一起討論過“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