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2/4 頁)

你查，我一會兒再來電話。”

他又回到街這邊來，查問了南希樓裡的其他住戶。只有兩戶人家中有人，他們與南希只是點頭之交，並不知道她在何處工作。亨特從樓裡出來時，已是下午了。他瞧了瞧那個阿爾及利亞人的三明治上空盤繞的蒼蠅，便又過街去那家菸草店去喝了一杯啤酒，吃了一塊漢堡包。然後又給大使館他的分機掛了個電話。

“我們查到一個叫南希的美國公民，她就住在此地，”他的秘書通知他。她講了南希的住址，這個亨特已經知道了。

“她在”國際學校‘教了6個月的書。但我們打電話去問時，她已不在那兒教書了。那兒的人也不知道她又去哪兒工作了。莫特。克朗給所有可能僱用美國人教英語的學校都打了電話；但還是沒有這個人。看來我們的運氣不好，很對不起。“

“山斯基有訊息來嗎？”

“沒有，先生，沒有訊息。”

亨特接下來又給莫勞警長打了個電話，20分鐘後，莫勞告訴他，南希範恩最後註冊的工作單位是“國際學校”，而亨特已知道她不在那兒了。

這就意味著她現在可能在幹“黑活兒”；僱用她的人不想讓她註冊，這樣就用不著付她工資以外的社會安全部要求的個人利益和保險費用了。亨特只有做長久等待的準備。

他出了商店，走進巴黎春天稀薄的陽光中。現在只有找到南希，才能找到那個不知名的紅髮女郎，才有可能獲得一些有關貝爾·加拉的線索。在南希可能回來之前，還有整整一下午的時間。亨特利用這個下午在莫胡區繼續打探情況。

他出入於商店和酒店，多次拿出貝爾·加拉的照片來讓人辨認。偶爾有人記得這張面孔，但卻提供不了什麼有用的情況。亨特不懈地在這一帶奔走著，從這條街轉到那條街。

他竭力不讓自己的情緒煩躁。他知道，警探的工作就是這樣：盯梢，尋跡，一個人一個人地查詢；搜尋，跟蹤，等待，無論什麼案件總是這一套程式。亨特已經習慣了。他就象衚衕裡的一隻老貓，耐心地在耗子出沒之處梭巡，知道總有一隻耗子會露面的。只要耗子一出洞，他就猛撲上去。只是，他希望發現耗子的時機不要太晚。

亨特一邊尋覓，一邊思考，但大多是下意識的，無條理的思想。幾乎整整一個下午，亨特就在莫胡區走來走去，腦子中象夢似地反映著所見到的事物：在一幢坍塌的樓房門口，有兩個骯髒的流浪漢綣縮在那兒，你一口我一口地傳喝著一瓶酒；購物的婦女提著編織兜，拎著塑膠袋；各種面孔，牆壁，屋頂，煙筒……都是貝爾·加拉住在這兒時日常所見的事物。亨特現在也行走在其間——吸取著對這些街道，樓房，人群和空氣的感受——並設身處地地體會著貝爾·加拉當時象他這樣行走在這些事物之間時的感受。亨特逐漸窺見了貝爾·加拉的心扉。

下午5點，亨特又向大使館自己的分機撥了個電話。但關於南希仍無進一步的訊息——山斯基也沒有來過電話。亨特一邊繼續在莫胡區尋覓線索，一邊納悶，不知山斯基的進展如何。

這一天，山斯基花了好幾個小時，費了極大力氣，才從他過去的同事中找到一個曾負責對貝爾·加拉進行過“偶爾觀察”的人。但他並不覺得累，他覺得自豪。他兜裡現在有錢了，而且又在工作了。

失去工作的機會比突然囊中空空對他的自尊心打擊更大。直到失業之後，他才意識到他的自我完全建立在工作之上。而這正是他認為的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差別。妻子與他分手後，他並不很痛苦。不管發生什麼事，女人總是女人。而男人則全靠事業來支撐，沒有事業便沒有了一切。

山斯基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從大學畢業參軍以來，一直幹著同一職業，先後在義大利和法國為美國戰略情報局工作。戰後，美國戰略情報局改組為中央情報局，他也就成了其中一名特工。那些年一直在“公司”（特工們這樣稱呼中央情報局）幹得好好的，可是突然之間被裁掉了——因為經濟原因。突然之間他成了美國納稅人的沉重負擔。他分文不值了——直到亨特重新僱用他為止。目前這種情況能延續多久，山斯基不去想它。未來的歲月使他膽顫，但至少現在他有工作，而且工作得很好。

瓦爾特。菲歇曼微胖，中等個兒，山羊鬍，圓禿頭。溫和開朗的面孔上架一副老式眼鏡。他以做生意為掩護，辦公室設在貝利街匈牙利公使館對面的一幢小而精緻的寫字樓裡。磨砂玻璃的外門上寫著“佛羅里達地產企業公司”。表面上，菲歇曼在巴黎的目的是向法國掮客出售弗羅裡達的土地，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