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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驚動我們的。

我大學畢業之後就去了深圳；我哥在美國；到我爸病重；我哥到美國剛2年。因為知道我們都在為事業打拼；我爸和我媽從來沒主動要我們回過家；我只在前一年的春節回家住了一個星期，我哥更不可能常回家了，只能打打電話。但我爸媽從來對我們報喜不報憂，都是在他們病好了後才電話告訴我們；自己正康復。他們說，告訴你們有什麼用？離得那麼遠；知道了也是跟著著急，反正我們看病都能報銷。

我爸在醫院做透析，知道我們那天回去早就等上了，他人已經很瘦，臉色慘白。我一見他就問，怎麼突然就做透析了？事先一點情況我們都不知道？我知道透析都是因為腎壞了，得了尿毒症，好像那是最後的治療辦法。我媽說，原來一直治腫瘤，吃著吃著藥，腫瘤還沒怎麼樣，人就腫了。醫生說是腎功能不行了，得先治腎。

我和我哥都暈了，天哪！原來我爸不僅瞞著他的腎病，居然得了癌症也沒告訴我們！我們不在的這些日子裡，他們是怎麼過的呀；兩個加起來140歲的人？！

我媽我爸以前都是小學老師。小時候，他們在我心中一直是指點江山的人，等我們長大了才發現，他們生活的世界是孩子的世界，接觸的人相對單一，所以社會經驗很少，離開了學校就跟個傻子一樣，一騙一個準兒。

我媽抱著我哭，說你爸可受罪了，兩個病的罪都讓他受了，要不是越來越嚴重，他還不讓我叫你們呢。我爸想拉住我媽不讓說，因為身體太虛沒起得了身，閉上眼睛任我媽說去了。我爸真是老了，頭髮全白了，我一年多之前離家的時候他還送我到火車站，幫我拿著行李呢。

我爸火化的時候我哥哭得特厲害，他悔恨自己沒保護好父親，要是電話裡多問幾句怎麼著也知道他到底怎麼樣了？去的醫院是不是可靠？吃的藥是不是有問題？因為是國際長途，我爸每次說幾句就嚷著“別多說了”、“快掛了”，我哥後來和他們著急：你們說“快掛了”的時間也花錢，還不如說點實情呢。其實就是再說，我們也很難知道真實情況，他們捨不得孩子花錢，更不想讓孩子擔心。

我爸是因為吃抗癌藥吃壞了腎臟的，但是到後來我們才知道；引著他去吃抗癌藥的“肝癌”其實是個誤診——醫生把他多年的血管瘤誤診成肝癌了！我哥說，要真是癌症我們也就認命了，可是他不是呀，好端端的一個人，本來什麼毛病也沒有，活得卻比癌症病人還短。

事情是這樣的：爸媽的學校組織退休老師體檢，我爸一查就發現肝上有個腫瘤，而且很大。我爸以前就是乙型肝炎的“健康帶毒者”。醫生了解了這個情況就更加擔心，催他趕快到醫院去。我媽第二天就陪著他去了，醫生讓去做個CT。

我媽自己去交費，到了交費的地方，人家問，是做“加強的”還是“普通的”？我媽一聽就糊塗了，她不知道“加強的”是什麼意思，人家對老太太也沒耐心解釋，只說要是“加強的”就再多交400元錢。

小學老師雖然是公費醫療，但條件非常苛刻，有很多情況只能自費。我媽想，CT已經是很高階的診斷裝置了，怎麼還要加錢？她倒是對醫院亂收費早有準備，又沒人跟她詳細解釋“加強”在這裡的意思，就選了不加錢的那種“普通的”。

醫生從檢查室出來就跟我媽說，您孩子在嗎？家裡誰能做主？從CT上看可能是肝癌。我媽問，那種肝癌病人特別高的“甲胎蛋白”化驗他是正常的呀？醫生對她解釋說，有的肝癌病人這項指標都是陰性的，那個指標也不能說明問題。他們仍舊覺得我爸是癌症，因為瘤子大不能手術切除完全，只能保守治療。

我媽一聽當時就傻了，此前一點沒覺得我爸有病，一個隨意的體檢就引來了這麼大的麻煩？！我媽當時就想通知我們，至少讓我知道。我爸堅決不讓，說醫生又沒說不能治了，沒準用上藥就好了，你告訴閨女她還不得急死，一路上慌里慌張的，更讓我不放心。我爸本來就脾氣擰，又查出有病，我媽只能依了他，第二天我媽就自己叫了個車送我爸去醫院了。

我總是想像著那個情景：兩個孤獨的老人互相扶著，拿著家裡的臉盆、暖壺默默地鎖上門，走出家門。他們不知道這一走還能不能出院，還能不能再回到自己住了幾十年的家，畢竟是肝癌，而且是晚期呀！

那是在“五一”長假前，我哥和女朋友在度春假，我和同事去了海南，對家裡的一切毫不知情……現在什麼時候想起來都感覺是永遠不能彌補的欠疚，父母的舐犢深情製造了這種不敢回想的反差。人家說養兒防老，我爸媽兒女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