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頁)

。

吳懷堯：目前，無論是出版界還是網路，歷史題材的作品都非常受歡迎，有些作者還成功躋身中國作家富豪榜，但嚴肅厚重的作品似乎並不多見。作為在國內外具有廣泛影響的考古文學作家，是什麼觸動您從敦煌石窟到漢墓，從定陵到秦兵馬俑坑，從大國衰榮到滄桑歷史，去寫這一段被掩蔽了的歷史歲月和塵封了的崢嶸人物？

嶽南：引發我創作熱情的是自己對這個題材感興趣，有一種天生表述的衝動和慾望，當真的沉下心來開啟歷史沉封的黃卷，以及觀看歷幾千年而沉默地等待我到來的文物時，內心生髮出一種親近感、使命感與光榮感，認為自己該為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做點什麼，為後世人類傳承點什麼，於是就開始一部接一部的寫作起來。我這個說法不是對你說無中生有的大話、空話與套話，是真實地表達內心的情感。

人這種動物，有的時候內心確實會生髮出一種使命感和對文化的敬畏與自豪感。當我為尋找秦始皇時代修建的長城，獨自一人冒著酷寒在冬日的西部地區黃沙翻騰的野外奔波時，望著起伏的溝壑與無垠的大漠戈壁，心中會生出許多感慨。

記得上世紀初，瑞典的探險家與地理學家斯文·赫定到羅布泊探險之時，說過這樣一句話：“來了，看了，征服了。”他說這個話不是指對文化與地理的征服，是指對一隻看不見的企圖蓄意掩蔽歷史與文化之手的抗爭與征服。就在這次探險中，斯文·赫定發現了迷失千年的樓蘭古城，這一發現震驚了世界。

就我自己的情況而言，如果從1990年採訪定陵地下宮殿考古發掘隊隊長趙其昌並與其夫人楊仕合作撰寫《風雪定陵》開始，到現在已是18個年頭，之所以能堅持下來，與讀者的關注以及整個社會的關懷是分不開的，其中包括海外的出版商與讀者。

敬佩白卷英雄張鐵生，為獲愛情寫出成名作

吳懷堯：現在回頭梳理下，你的文學啟蒙是來自家教還是來自社會，抑或是來自身邊的師友？你目前的寫作在美學上的追求與你當初的文學啟蒙是否一致？

嶽南：我的整個學生時代，生逢亂世，當時中國已取消了透過考試繼續到大學讀書這一方式，主要靠階級成分的外衣由掌權者推薦上大學，也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只能打洞”的時代。　。　想看書來

嶽南：大師之後再無大師（11）

談到文學啟蒙，家教有一點，更大的應該是齊魯之地厚重的文化積澱的原因，我們村儘管偏僻一點，但有些老頭老太太能口述中國歷史小說，比如《三國演義》、《隋唐演義》、《水滸》、《西遊》、《七俠五義》甚至一般人不太瞭解的《礦山英雄傳》等等，還有一些民間傳奇故事。我自小有聽別人講故事的嗜好，也就是家鄉說的“把瞎話兒”。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斷斷續續聽了一些“瞎話”。

記得有一年冬天，每天晚上吃過飯都到一個70多歲的老太太家裡聽她講古書，這個老太太我喊她叫舅媽媽，人很慈祥，很能說，我一邊聽一邊幫她扒棉花桃子——秋後不開的棉桃，採到家中扒開再亮曬——結果一個冬天下來，一部《隋唐演義》加半部《礦山英雄傳》就聽完了，現在我所知道的隋唐歷史人物與故事，大多是從她那裡來的。類似這樣的民間“把瞎話”，對我後來舞文弄墨並當這個空頭文學家起了相當大的啟蒙作用。

不過，當時畢竟還是一個學生，從小學到高中，老師的傳教當然是最令我受益的。好像一種天意，我上學的時代，遇到的語文老師都特別有水平，有幾位後來還成為省內外頗有影響的作家，如我在中學時候的王良瑛老師，後來到了山東省作協，並一度出任過《山東文學》主編，也就是前一段時間寫“鬼詞”的作協副主席王兆山兼任的那個位子。當然，二者是不可相提並論的，王良瑛老師曾以長篇小說《野色》奠定了他在文學界的地位。這些小學與中學的老師傳授給我的知識，是後來能夠搞點文學創作的基礎和最基本的條件。

還有一些課外書和文章，都成為滋養我文學創作的一個部分。比如說1973年，遼寧省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隊長、下鄉知識青年張鐵生，他在參加當年6月份全國高等學校招生文化考試時，幾乎交了白卷，語文38分，理化6分。他自知錄取無望，便將事先準備好的一封信抄錄在理化考卷的背面交了上去。這封信被發現後，他作為“白卷英雄”轟動全國，一時成為大紅大紫的風雲人物。《人民日報》曾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轉載了這封信，全國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