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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死”。官僚集團的上層排除了在協商基礎上解決社會矛盾，當時蘇聯提出的口號是“既然進行階級鬥爭，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階級鬥爭會加劇，恐怖自然也會加劇，一天不搞恐怖危險，兩天不搞恐怖黨就會滅亡”（拉津斯基：《史達林秘聞》257頁）。於是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每次選舉100％的人都無條件地擁護**的領導，但是階級敵人的隊伍卻在不斷擴大，據蘇聯內務部統計，從1921－1954年僅記錄在案的被判處“反革命”罪的罪犯就達約380萬人。

“面具人”難以充當體制的基礎

第二，強制措施的時效性。誰都知道，強制社會“只要壓力減輕便會很快喪失了自身的潛力”，政權只有不斷加大對民眾的控制才能保持住，即便在統治者能夠提供足夠的資源保持對民眾的控制力度時，嚴控的效應也會遞減，收效也難以長久，因為人們對恐懼感的麻木程度也會增加，透過輿論控制和個人崇拜只能在某一個階段湊效，而且不可以重複使用。它只能被迫投入越來越多的精力、越來越大的成本用來控制自己的人民，只要這種控制稍一放鬆，就如麥德維傑夫所說的，它“釋放出來的自由的火花就像叢林大火一樣迅速燎原，從而將一個帝國的大廈燒燬”。比如後史達林時代，儘管勃列日涅夫“重新史達林化”，也在大搞個人崇拜和嚴刑峻法，他所推行的書報檢查制度和壓制思想的程度和力度並不比任何一個時代減少（1969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思想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概念，組建了專項負責知識份子“思想動態”的克格勃第五局，它的任務是“糾正一切意識形態的偏離傾向”），但是人們的“免疫”程度卻大大提高了，人們已經厭倦了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而金字塔頂端的**與偽裝，使政府和政治家沒有了早期領導人的道義感召力，他們的“剛性”因為官僚主義的實用哲學和“去意識形態化”物質追求和權力追求而顯得“底氣不足”了。

由於恐怖效應，這種體制必然會造就大量的“面具人”和“兩面派”，在這種社會內的人可以分為四種：認同當權者的既得利益（忠實信仰者雖然也有，但人數很少）者；公開表明觀點的持不同政見者；不贊成當權者做法，但是處於恐懼中不敢公開發表真實想法的“面具人”；逃避國家的控制、反**的“地下人”。其實，在這種體制能夠正常運轉的情況下，第一種人和第三種人、第二種和第四種人是無法區分的。人們看得見的只有兩種人，即鐵桿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見者兩頭都很少，中間大多數是那些可以隨時改變信仰的被迫者或趨炎附勢者以及蟄伏於地下的“民間力量”，他們都在根據政治天平擺動伺機而動，大量的口是心非者和“面具人”是這個社會的一大特點。

比如在1985年時對蘇聯人進行民意調查，99％的人都會表示擁護蘇共的領導，1988年12月蘇聯新選舉法透過後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差額選舉，1989年4月選舉結果，蘇共的擁護率馬上就減少了1/3，葉利欽、薩哈羅夫、**夫、索布恰克這些民主派紛紛當選，之所以還有不少**員當選，是因為他們“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強調自己是**員”（尼·雷日科夫：《背叛的歷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250頁）。到1990年蘇共支援率更進一步降到不足1/2。是不是這些人僅僅過了幾年想法就改變了呢？當然不是，唯一改變的是，龐大的兩面派陣營不再害怕表達他們真實的信念。“雖然不可能知道一個社會內部到底有多少兩面派，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管制性的社會里人們不能自由地表達思想，把越來越多的忠實信仰者推向兩面派陣營，而他們一旦不再恐懼地與政權疏遠，這批人就再不可能回到原來的陣營中了”，“面具人”的“生存智慧”是可以根據政治力量的平衡轉化成“反體制”的“鬥爭智慧”的，原本就熱鬧非凡的“地下活動”也會隨之浮出水面而公開化。1988年末，“多黨制”還是個具有負面意義的辭彙，到1989年6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閉幕時，在近700個接受調查的與會者中，約有42％的人稱他們反對“一黨專政”（（美）邁克爾·麥克福爾：《俄羅斯未竟的革命——從戈巴契夫到普京的政治變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70頁）。

缺乏公開性損害了政權自身

第三，這種體制形成的“社會國家化”的同構性結構組織的致命弱點，是它的脆弱性。1922－1928年，內務人民委員會禁止了120多個全國性社會組織的活動。史達林說，“保證黨的領導”是這些非黨社團“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