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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俄共對採訪者的親蘇共情結感到很親切，但是他們自己也承認，不管給歷史人物打多少分，從目前的選情看，他們距離政權是越來越遠了。恐怕這才是真正的打分吧。2010年5月初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接受《訊息報》的採訪時說，“坦率地說，蘇聯政權……只能被稱為極權政權，在這個政權統治下，基本的權利和自由受到壓制”。所以他非常強調要搞“人的現代化”，過去那種不顧人民死活的現代化、“給國家爭面子的現代化”、“領導人對軍事威力的崇拜的現代化”以及為了“炫耀帝國光榮的現代化”，所有要讓民眾成為所謂的“國家成功”的受害者的發展模式，都被實踐證明是背離了人類文明的。

壓制毀掉了真正的“理想主義”

俄國學者們強調，在這種與朝鮮“先軍政治”類似的“國防意識高於一切”的概念下，國家強大是以個體作為整體的殉道者為前提的，在鉗制和馴服的狀態下“造成了人民政權的錯覺”。因為這一模式是建立在強制基礎上的，它的高度集權的“強迫”動員性社會是以壓制性的恐懼政策和輿論統治作後盾的，它具體表現在社會單位化、單位國家化、國家政治化，社會只不過是蘇共政權附屬物，是沒有任何主觀能動性的被動的客體。戈巴契夫把這種“國家控制、國家所有、國家干預達到無所不及的地步，幾乎每一步都需要國家官員批准”的整齊劃一的“官方國民性”稱作典型的“蘇聯生活方式”。在這個國度裡，所有的個體沒有選擇的餘地，在蘇聯1940年出版的《簡明哲學詞典》中甚至對“個人”的詞條下的解釋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是群眾，群眾的解放是個人解放的基本條件”。個體的“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現行制度的框架裡，人們不能決定任何事情，一切需由當局代他們決定”（戈巴契夫：《“真相”與自白——戈巴契夫回憶錄》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132頁）。

這種社會模式必然會造成了四個後果：

第一，它與理想背離，但又需要藉助理想的號召力進行社會動員和欺騙，必然會導致理想模式的“空心化”，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特殊的宗教”，這就造成了它的虛偽性。十月革命後，蘇俄政權很快就發生了“理想主義蛻變”，與它所許諾的目標模式毫無共同之處，正如聖西門批評雅各賓專政時所說的，在爭取自由平等的偉大目標下，產生了一種新的奴役形式，一個新的“黑白顛倒世界”。雖然1936年蘇聯憲法宣佈：“人剝削人的現象已經被剷除”（《史達林文選》人民出版社1962年，84頁），階級結構已經根本改觀，作為蘇聯社會結構的核心的“兩階一層”都是“人民的範疇”，但實際上來自國家的剝削超過了1861年以前的農奴制時期，全體蘇聯人都處在變相的“普遍農奴制”狀態。

1938年蘇聯實行“勞動登記冊”制度，復活了沙皇時代就已經廢除的農奴制特徵“連環保”，所以蘇聯坊間裡把聯共（布）稱為“第二次農奴制”，（聯共（布）的俄語縮寫“ВКП”與“第二次農奴制”的俄文縮寫“ВКП”恰好是相同的）。自從史達林提出“靠內部積累發展國家的工業”以後，整個蘇聯時期的積累率都保持在26％－40％的高水準，靠從民間汲取發展國家是當時的發展戰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居民的總納稅額增加了2。3倍，1929年沒有加入集體農莊的所謂富農納稅額是集體農莊莊員的17倍，而從1929－1938年的10年間物價上漲了近6倍，遠遠大於沙俄時代。蘇聯為了負擔歐洲規模最大、開支最多的常備軍，就需要不斷地消耗國家的財力，從農民身上抽取資金，甚至犧牲農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集體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薩克，農村人口縮減了30。9％，在伏爾加河流域人口減少了23％，在烏克蘭自然減員20。5％，在北高加索減少了20。4％，而1933年運往國外1800萬公擔穀物，如果停止糧食出口就可以避免這場慘絕人寰的災難，就可以有700萬人的性命存活下來，但是史達林拒絕這樣做。他認為，政權與民眾的關係不是“政權依靠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權”。為了國家的強大，必須要以一代人作為代價。

這一模式是以強制作為後盾的，它用恐懼社會的壓制性和輿論統治來震懾社會、規範人們的行為、控制人們的思想。正如帕斯捷爾納柯在《日瓦戈醫生》中所說的，這種體制“教育人們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斷”，只要求服從。用托洛茨基的話說，“我們雖然說的是不勞動者不得食，而主要體現的是不服從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的僱主的國家裡，反叛就等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