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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為史達林乾杯？”葉甫圖申科問她。

“因為那時，所有的人民都相信史達林和他的理想，他們戰無不勝”，她說。

“你知道在史達林統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嗎？”葉甫圖申科問。

“嗯，大約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邊的其他學生和這位姑娘差不多年齡，葉甫圖申科也問他們同一個問題。

“大概200人吧”，一位小夥子說。

“也許2000人”，另一位姑娘說。

在這將近20位青年學生中，只有一位說，“我覺得大約有1萬人。”

葉甫圖申科告訴他們，被逮捕的人據估計有幾百萬人，他們都不相信。

“你們讀過我（寫這件事）的詩歌《史達林的繼承者》嗎？”葉甫圖申科問。

“你真的寫過這種詩嗎？”第一個姑娘問。“在哪裡發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報》上發表的”，葉甫圖申科回答。

“喔，我那時才8歲，”她有點迷茫地答道。

1963年，那是赫魯雪夫反史達林和史達林主義的“解凍”時期，當時的《真理報》允許刊登揭露史達林統治的陰暗歷史事實。可是，到了勃烈日涅夫時期，為統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史達林的亡靈，在蘇聯也就出現了一種新的忘卻形式：不只是要忘記史達林的暴行，而且還要忘掉蘇聯曾在不久前剛剛發生過的，對史達林暴行的記憶和反思。這令葉甫圖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覺得明白了，今天的年青一代沒有任何瞭解過去悲慘事實的知識來源，因為書裡和教科書裡都是不記載的。就連那些曾經在報紙上刊登過的文章，提到誰死了，也還是對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實，而沉默其實就是謊言。”

“沉默代替了真實，沉默就是謊言”，那麼沉默的是誰呢？僅僅是報紙、書籍、教科書、官方歷史？還是整個社會都參與了這一沉默？美國政治學家彌爾（J。S。Mill）曾寫道：人們“獲得國家歷史，並因此結成記憶的族群。其實都與過去的一些事件聯絡在一起。”人民“獲得”的“國家歷史”是那些記錄下來，或者說被權力允許記錄下來的“事件”，而那些沒有被記錄或被不允許記錄下來的事件，也就因此被排除出國家歷史，而從族群記憶中排除出去了。

對歷史真實發生的沉默，雖然是從改寫歷史開始，但最終卻表現為族群的集體忘卻。每個沉默的個人，每個在族群中按權力意志來記憶或忘卻的人，都參與在以沉默代替真實，以沉默維持謊言的共謀之中。

集體沉默造成集體失憶，而集體的沉默又是怎麼造成的呢？這本身成為一種需要記憶的歷史災禍。這個災禍我們記得嗎？記住了嗎？我們的歷史中有許多迫使大多數人變得沉默的事件和時刻。這些固然不能忘卻，但是，更不能忘卻的是那個絕大多數人從“被沉默”到“自覺沉默”的心理過程，而這個過程則必須由每個現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經“自覺沉默”的人自己去記憶。

記憶必須由集體來儲存，但記憶同時也是每一個記憶者剖析自己的真實回顧。這樣的記憶成為每一個打破沉默咒語的行動，因為它是對“正統記憶”的有意識地反抗。

人們對每一個過去時刻的集體失憶，總是與某種用以替代的“正統記憶”同時發生的。“正統記憶”是由統治權力所主導的，用來加強集體失憶，成為集體記憶的替代品。生活在勃烈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年輕人，因為沒有對史達林暴政的記憶，所以才欣然接受史達林使蘇聯“強大有力”的“正統記憶”，並把它當成他們應有的集體記憶。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有了“蘇聯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的記憶，有了“蘇聯**具有非凡自我糾錯能力”的記憶。這樣的“正統記憶”取代了對史達林暴行的真實歷史記憶，在幾乎全體蘇聯人對真實歷史的沉默中得到維持。

打破這個沉默，是重新開始真實歷史記憶的第一步，它要記憶的不是史達林的“強國”，而是這個“強國”對蘇聯人的奴役和迫使他們為之付出的人性代價，其中便包括整個社會從“被沉默”到“自覺沉默”的集體沉淪。

這樣的“自覺沉默”，發生在那些少不更事，對過去沒有直接記憶的青少年身上，與他們在教科書或歷史書裡學到的東西有所關聯。但是，為什麼那些上了年紀的，對過去有親身體驗的人們那裡也會發生呢？

上世紀70年代初擔任《紐約時報》莫斯科新聞部主任的海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S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