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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麥德維傑夫在沒有成為持不同政見者之前的個人工資遠遠高於蘇聯的人均平均工資。麥德維傑夫說，“蘇聯時期的很多東西不僅是靠暴力維持的，也是靠欺騙和偽造維持的。過去因為欺騙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權以後，對於過去的罪惡是要揭露”。因為這種恩賜的福利既沒有制度的保障，也缺乏合法的來源，薩哈羅夫說，蘇聯遺產的首要部分是人的不自由。自由思想是人的自然屬性，人民與當局的關係如同是對聾啞人的對話，這個社會牴觸情緒已經接近飽和，若不是社會自身渴望急劇變革，若不是社會的忍耐已超過了極限，靠著戈巴契夫一個人的“忽悠”或者所謂的“西方的和平演變”，是不可能使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突然間由於並不猛烈的衝擊開始削弱和瓦解，這個強大國家的命運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即蘇聯這座大廈是建立在不堅固和不穩定的基礎之上的，其內部結構也有許多缺陷。如果基礎被沖毀或削弱，如果承重結構被侵蝕和破壞，那麼無論看起來多麼堅實和宏偉的建築都會倒塌，1991年正式發生了這樣的劇變”（羅伊·麥德維傑夫：《蘇聯的最後一年》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年，278－279頁）。

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就看到了這一點，當民粹派說均貧富比言論自由更重要時，他們受到了列寧的如下痛斥：“那種為了虛幻的經濟利益而離開爭取政治自由這一俄國社會黨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務的圖謀”，實際就是“背叛偉大的社會革命事業”（中央編譯局編：《列寧論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2003年，46頁）。他還說“如果把社會民主黨綱領中的結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發瘋！”（《列寧全集》第2版，第28卷，46頁）但是他掌權後，自己恰恰就進行了這樣的“背叛”。直到1988年，蘇聯結束書報檢查制度，對開放和透明的渴求使公開性被各個階層所接受，尤其是知識份子最歡迎公開性。僅僅改善物質條件是不夠的，他們還要求進一步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赫魯雪夫開啟後的鐵幕透出了一線的縫隙，勃列日涅夫又合上了這扇視窗，令他沒有想到的是，開啟的窗子可以合上，但開啟在人們心靈中的窗子卻關不上了，反而愈發吊起了人們的胃口，他們愈發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統治者這才意識到，史達林時代是回不去了。人們沒有說什麼的自由、寫什麼的自由，但是有不看什麼的自由、不聽什麼的自由。他們沒有宣傳自己思想的權利，但是可以有避開官方文化的充分自由（1980年代末蘇聯有一篇文章叫“‘真理報’沒有讀者”）。正如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所說的：“假如人們自己感覺到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沒有民主，或者是民主出了問題，只有當公民本身認為自己是自由的，那時才開始有民主”。

據美國學者魯道爾夫對1968－1970年538份地下出版物的抽樣分析，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關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7個方面：政治民主、民族權利、人權－社會法制、宗教自主性、創作自由、發展和理性、生活品質。這裡“生活水準的提高”只是這些訴求中的最後一項。到蘇聯末期這一點更加明顯：1988年7月3日《莫斯科新聞》報導了一個民意測驗，測的是“對現狀的不滿是來源於商品匱乏、法律不健全，還是缺乏社會正義”。結果大約有半數的蘇聯人不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有社會正義的社會中”，缺乏社會正義佔了第一位。可見，民主固然“不能當飯吃”，但是有飯吃也不能代替民主。吃得再飽的奴隸也還是渴望自由的。其實，這個道理不僅適用於劇變前，劇變後的時代也一樣。2009年在倫敦經濟學院召開的東歐劇變20年研討會上，哈威爾一再強調東歐“劇變”主要並不是因為經濟沒有搞好。同樣在劇變以後評價轉軌時，他也一再說，僅有市場是不夠的，應當“少迷信經濟學家”，轉軌成果除了經濟學指標外，也要在人們精神生活的豐富與活躍方面得到體現。

………【矛盾的邏輯】………

隨著90週年紀念臨近，左棍紛紛出動，沉渣泛起，大有復辟動亂鼓譟。說來也有趣，當年說老大哥今天就是我們明天，那麼老大哥對歷史反省是不是也走在我們前面了呢？不知是俄羅斯和中國民族都有長期**統治下相似的民族性還是意識形態相同導致的思維模式相仿，在對待暴君問題上有著似曾相識的感覺。

上世紀70年代，蘇聯勃烈日涅夫統治下的“再史達林化”時期，蘇聯作家葉甫圖申科碰到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亞的夏令營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邊，一位年輕姑娘提議“為史達林乾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