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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糧盡歸黨管*

《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程式設計曉農說：“有一個**不願意公開說、但是在內部檔案裡一再強調的，那就是隻有透過集體化，政府才能夠有效地全面支配農產品，把更多的農產品抓到政府手裡來。

“因為透過合作化、集體化以後，**在農村就有了很強大的、完整的、全面控制農村社會和農村經濟的一個基層組織。透過這個基層組織，也就是從合作社，到高階社，到人民公社的生產隊、生產大隊，那麼**可以自由地支配農產品，它想要拿多少就拿多少。那麼這時候呢，**就覺得它可以透過這種手段迅速地完成為工業快速發展提供積累。農民實際上就成了犧牲品。”

*黨官懶漢窮人盼望合作化*

這時，農村**產黨基層官員和“積極分子”的想法和**不謀而合。對於一些農民勤勞致富，他們忿忿不平地說：“提倡單幹，人家發展的快，咱們早晚還不是給人家扛活去？”“非把他們弄在合作社裡，按勞力分糧，有幾年就拉平啦。”

當時各地調查的結果顯示，農村中積極主張合作化的人主要是**的基層官員和“積極分子”，以及生活比較差的農民，尤其是借了錢糧或者賣了房子和地的農民。他們希望透過合作化恢復他們當年土改時的社會地位，再一次“均貧富”。

*讓土改積極分子當官護黨*

《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程式設計曉農說：“當時**中央農村工作部給**的報告裡提到過這樣的話，說土改以後，土改積極分子分了地，但是並不想好好種地，很多人就向上級提出疑問，說‘還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了？’意思是，如果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這些人就得當幹部，就不用種地了。要是不走社會主義道路，要我們老老實實種地，這日子過得不好，我們也不想種。

“那麼**當時提了一個說法，就是為了把這些土改積極分子團結在黨的周圍，成為黨在農村的基層力量，所以就一定要加快合作化。因為只有透過合作化才能夠給農村這些積極分子提供一個當幹部的機會，讓他們成為當地的頭頭。而這一點又正好符合黨控制農村的需要。

“所以基本上來講，合作化是一個上層需要推行農業集體化，而基層幹部，一些土改積極分子，多半也是一些不願意好好種地的人，有的人就用一些難聽的詞，就叫做‘二流子’，這些人強烈要求趕快合作化。所以是一個上下互相推動的過程。”

*平均主義積極性*

中國前副總理薄一波回憶說：土地改革後，“真正具有互助合作積極性的人為數當時並不很多，而相當多的農民都願意先把自己的一份地種好。”“不僅當時的實際材料，而且後來的實踐發展也證明：我們曾經高度讚揚的貧下中農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有不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屬於‘合夥平產’的平均主義‘積極性’”。

***批“反冒進”*

為了實現農業合作化，**中央在1953年初成立了農村工作部。副總理兼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曾經在**同意的情況下制止“急躁冒進傾向”。然而到了1953年下半年，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出臺和農村基層官員的不滿促使**迅速改變想法。

1953年11月4日，**批評“反冒進”說，“‘確保私有’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影響。”“本來可以發展的沒有發展，不讓發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世界上有許多新生的正確的東西，常常是非法的。我們過去就是非法的現在私有制和社會主義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私有制要逐漸變為不合法。”

他還說：“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1955年5月17日，在南方十五省市委書記會議上，**親自主持確定了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數字目標，準備在1956年春耕以前將全國農業合作社增加到130萬個。

7月底，**要求到1958年春季有50％的農民入社。各省官員紛紛表態支援，而且主動給自己加碼：雲南省加到55％，河南加到60％，浙江加到70％，山西加到75％到80％，遼寧則加到80％至85％。1955年10月，**把原來五年完成合作化的設想提前到“三個冬春”完成。1955年底，**宣佈，“只需1956年一個年頭”就可以了。

*自願是虛強迫是實*

儘管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