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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在當今萬國中，土地最為廣大、物產最為富饒、兵力最為強盛的莫過於支那，而由皇國征伐支那，如果機制得當，不過五七年間耳，其國土必土崩瓦解矣，故皇國要攻伐他國，必以先併吞支那為起始也。”

佐藤信淵入侵中國之夢，已經不再是意淫之論，而是有相當詳細的攻略之策。他認為：“凡經略異邦之方法，應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當今之世界萬國中，皇國易取易攻之土地，無比中國之‘滿洲’為更易取者……故征服‘滿洲’、……不僅在取得‘滿洲’……而在圖謀朝鮮及中國”。

雖然用5到7年攻並中國的夢想佐藤信淵並沒有看到，但此後日本的攻擊線路將一直遵循佐藤信淵的藍圖。

幕府謀士將圖謀中國作為其萬久之策，倒幕派有著同樣的夢想。吉田松陰獄中不忘東取之路，而與他同時代的橋本左內亦堅信“如不兼併中國、朝鮮的領土，日本就難以獨立”。

這不是一個人在狂想，一個民族的思想者、行動者、上至天皇下至平民，都將中國視為必取之地，竟謀算積百年之久。明治群英就在這樣的薰陶中開始了建國大業，山縣有朋、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井上馨無一不是此類衣缽的繼承者。

“‘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臺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裡化驗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卻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幾乎連日本字都不願意看，日本話都不願意聽。”後來戴季陶在他的《日本論》裡不無感慨地說。

狂想終究是狂想，最終的執行者已漸漸露面。

山縣有朋在20歲的時候，第一次在其老師吉田松陰的口中聽到了未來的攻略設想。他自號“素狂”、“言雪”，是一個典型的武學狂人。

在1864年的下關之戰中，高杉晉作在馬關功山寺以80人起義組成奇兵隊，出身貧微的山縣有朋表現相當兇猛。但由此也見識了西方軍隊的炮火之犀利。明治功成後，山縣有朋與伊藤博文等人一同出洋考察，在伊藤將目光專注於西方政治制度的同時，山縣有朋卻對西方的軍制進行了詳細的瞭解。

1870年8月3日，從歐洲歸來的山縣有朋受到了明治天皇的召見，在一個多小時的奏對裡，他長跪在地，盡述己見。25天后，山縣有朋升任兵部少輔。一年後主持兵部，著手建立了日本陸軍體系。

同一年，一手建立淮軍體系的李鴻章憑藉赫赫戰功榮升最有實權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這個位置上一坐就是25年，成為清朝任期最長的直隸總督。這也是李鴻章與日本打交道的開始，他在這一年接待了來訪的日本公使柳原前光，開始商談兩國的修好條約。最初開始輕視日本的李鴻章稍後便發覺，“日後必為中國肘腋之患”。

果然，山縣有朋在中日訂約後的第二年，即在《軍備意見書》中提出，要以中國為“假想敵國”。與日本的狂想前輩們不同，山縣有朋開始了其卓為有效的準備工作。這一年，他制定第一次徵兵令，規定了男子在17—40歲之間，有義務服3年現役，2年後備役（期間定期召訓）及2年第二預備役（於緊急時召集）。到甲午開戰前，日本已擁有新式陸軍22萬人，被稱為“皇軍”。

從這一年開始，日本陸軍進入山縣有朋時代。他制訂了10年擴軍計劃，準備大規模侵略亞洲大陸。1880年三縣有朋派出數十名將校軍官考察中國軍事，最後三縣有朋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強兵是富國的根本，增強軍備優於一切。

1886年，北洋水師的“定遠”、“鎮遠”和“濟遠”三艘主力艦在日本的港口維修，巨大的戰船震動了日本。但李鴻章的威懾之意圖，更加刺激了山縣有朋等人的決心。山縣再次派人到中國調查軍備，日本的間諜將詳細的中國軍隊防務報告回去。1887年日軍本部擬訂了《征討清國策》，並認定以5年準備期可乘機出擊攻打中國。

1890年，山縣有朋的同學，同為松陰門下的伊藤博文卸任內閣總理時，不遺餘力地推薦了山縣有朋接任。山縣有朋已經完成了對華作戰的全部準備，現在大權在手，只欠東風。但是李鴻章在這10年間建立起來的北洋水師仍是一個巨大的海上壓力。

山縣有朋將重心轉向海軍，這一次甚至出動了天皇。這一年3月，天皇下令從內庫撥款30萬元，作為海防補助費。全國華族和富豪也競相捐款，日本的軍官全部都實行捐款，每個月捐款都捐到所需經費的15％。至9月底，捐款數達到

萬元。這些資金全被用作擴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