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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法或攻城野戰法等，都包括在內，範圍之廣，有如百科全書。在今天，這些絕不可能是出於一個人之手的。福澤諭吉幾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近代日本的啟蒙運動。

福澤諭吉以平民身份終其一生，但他卻被稱為“明治維新之父”。日本人在一萬日元大鈔正面，印上了福澤諭吉的頭像，強盛的日本正來自於這個平民，而不是天皇。

徐繼畲逝後三年，郭嵩燾於1876年出使西洋，親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實際情況，印證了《瀛寰志略》對外部世界的真實描述，在給國內的信中感嘆地說：　txt小說上傳分享

甲　上兵伐謀（7）

“徐先生未歷西土，所言乃確實如是，且早吾輩二十餘年，非深謀遠慮加人一等者乎？”

郭嵩燾按照其時的積習，將旅歐時每天所寫的日記稍作整理，定名為《使西紀程》，抄寫一份，寄回總理衙門。這看起來有點像福澤諭吉的《西行記》，事實上也一點不遜色於前者。

應該說，郭嵩燾的情報工作搞得相當不錯，或許是為了讓更多的官員瞭解情況，當時的外交部總理衙門就此將書刻版付印。但是沒想到還是有許多人跳出來痛心疾首地責罵此書敗壞風氣，其時戶部一位名為李慈銘的官員聲稱“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此所為頑固派慣有的反應。

跳腳的自然並非李慈銘一個人，有清一代湧現出無數讀書讀傻了的清流們。於是噼裡啪啦地一通奏摺，光緒皇帝最後居然下令銷燬書版（板）。

一本又一本的國家之書，不見於廟堂，不見於民間，只流落到若干精英人士手中，然後就此灰飛煙滅。一個本可以挽回的時代無可避免地以加速度的方式墜落了。

此後一年，曾紀澤遊歷國外歸來，在香港寫下了《中國先睡後醒論》，認為中國已經從睡夢中醒來。可惜的是，一兩個人的醒來終究變化不成一個國家的醒來。

還要再等三年，梁啟超入京會試，返程途經上海，才“從坊間購得《瀛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這部“註定要成為整整一代中國文人最重要的世界地圖集”，此時已經出版了近半個世紀。

那些遲到的書和先進的人跌入歷史的黑洞中，無言長嘆。150年後，那些人成了古人，那些書成了古籍。有一個名為鍾叔河的人將這些書收攏來，編著成《走向世界叢書》，居然立

刻洛陽紙貴，許多中國人是第一次看見這些書，那曾經沉寂過的文字居然又一次讓年輕人們感受到“那個禁錮封閉時代的一股新鮮之風”。這些書從此改變了又一代人的命運和走向。

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還是幸運？

狂想主義的執行者

中國，像一個巨大的獵物一樣成為日本人的靶子。

吉田松陰、福澤諭吉這樣劃時代的人物有這樣的想法並不奇怪。這個島國上早就有人想這樣做過，那個人就是被視為日本武神的豐臣秀吉。“……鯀之三韓、琉球，遠邦異域，款塞來享。今也欲大明，蓋非吾所欲，天所授也。”

1583年，在統一日本后豐臣秀吉就發出瞭如此狂言。此後豐臣秀吉更產生了“天皇居北京，秀吉居留寧波府，佔領天竺”的念頭。

在冷兵器時代，豐臣秀吉的野心顯然只不過是紙上談兵，他三次出兵朝鮮，最後落得大敗而歸。終其一生，連鴨綠江都沒跨過。但是豐臣秀吉最狂妄的一個夢，延綿百年，成為後世日本人都欲實現的春秋大夢。

並河天民在1716年向幕府呈獻《開疆錄》稱：“大日本國之威光，應及於唐土、朝鮮、琉球、南蠻諸國。……大日本國更增加擴大，則可變成了大大日本國也。”這是日本“大日本帝國”的思考和行動樣式的最初版。

過了100年，這樣的大日本夢想接連不斷地出現在日本人頭腦中。佐藤信淵，一個學過醫，做過幕僚，當過私塾先生的地理愛好者在49歲的時候開始漫遊日本，或者在漫遊的過程中他對日本的地理侷限性感到了不滿。

這位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軍事家，只是一個博物學者的普通平民卻在1823年寫下了《宇內混同密策》，討論日本未來的出路。當然，他的思路又和他的前輩們接上了：

甲　上兵伐謀（8）

“皇國日本之開闢異邦，必先肇始自吞併中國。……故此書先詳述略取中國之方略。中國既入日本版圖，其他西域、暹羅、印度諸國，侏離

舌，衣冠詭異之徒，漸幕德畏威，必稽顙匍匐、隸為臣僕。”

不能不令人驚訝，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