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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盛夏，他和朋友蕭子升用一個多月的時間，漫遊了寧鄉等5個縣，進行了農村調查，瞭解農民和各階層人民的生活及社會世態、風俗人情，獲得了豐富的社會知識。

第一章　毛澤東眼中的國學（5）

毛澤東將這種透過遊歷考察以增長見識和智慧的學習途徑，稱為“讀無字書”，認為與讀有字的書同等重要。

1946年初，毛澤東對剛從蘇聯回到延安的兒子毛岸英說：

你在蘇聯的大學畢業了，但學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只是知識的一半，這是不完全的。你還需要上另一個大學，這個大學中國過去沒有，外國也沒有，這就是勞動大學。在這個大學裡可以學到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

事實上，透過深入實地的考察和體驗，讀懂中國國情現狀這部“無字天書”，是至關重要的“國學”，由於毛澤東對這門“國學”的造詣無人能及，所以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偉大領袖。

當然，上面所概括的九條治學途徑，不但是毛澤東學習國學的基本方法，也是他學習西方科學，特別是研讀馬列主義的基本方法。

毛澤東式的古為今用

毛澤東讀國學的最大特點是同現實生活相聯絡，同中國社會現狀相聯絡，為現實的革命鬥爭而服務。毛澤東很鄙視那些信而好古，鑽到故紙堆裡出不來的“書呆子”；當然也嘲笑那些“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國家的歷史一點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書生”。

1954年冬，有一天，毛澤東與歷史學家吳晗談起整理、標點《資治通鑑》的問題時說：

《資治通鑑》這部書寫得好，儘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藉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①

此語很具有代表性，毛澤東反覆閱讀包括《資治通鑑》、“二十四史”在內的國學典籍，根本的著眼點就是“古為今用”。

早在1917年，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的長文《體育之研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當時熱衷於國學的研讀和對國*用的得心應手。這篇文章涉及《論語》、《禮記》、《中庸》、《孟子》、《莊子》、《史記》、韓愈文等，共引用典故、成語和詩文約20條，提到中國古代人物16位。

對國學的別出新意的運用，在《毛澤東選集》中有更充分的反映。

通觀《毛澤東選集》，極少引用馬、恩原著，列寧著作也僅限於哲學，引用斯大林著作有稍多幾處。而對國學典籍則信手拈來，觸目即是，出處從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二十四史、《資治通鑑》到詩詞曲賦、古典小說、各家筆記等，能找到幾百條成語典故。

有學者曾對《毛澤東選集》的前四卷作過一個粗略統計，其中的成語典故，有40條左右來自《左傳》，有20至30條來自《論語》、《孟子》、《史記》、《漢書》、《朱子語類》等，其他的則來自《尚書》、《易經》、《詩經》、《大學》、《中庸》、《戰國策》、《後漢書》、《三國志》、《老子》、《孫子兵法》、《晉書》、《國語》等。

在毛澤東的許多講話和談話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澤東能夠隨時自如地引用古書中的文章、詩句和典故，或者說明一個政治思想原則，或者闡述一個深刻的哲學道理，或者論證一個軍事策略，或者借鑑一個歷史經驗，給人以雋永豐富的啟迪，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和說服力。

“實事求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任人唯賢”，“百家爭鳴”，“多謀善斷”……

這些言簡意賅的古語，被毛澤東發掘出來，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掌握，有的成為共產黨所遵循的思想路線，有些成為黨內組織生活的原則和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規範，有些則是黨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針或者具有普遍意義的工作方法。

以上所舉，足以領略毛澤東式的古為今用的獨特魅力之一斑。當然，這樣的例子不勝列舉。在本書後面的章節裡，還將分別專題做深入的探討。

應當明確，如果沒有毛澤東那樣深厚的*主義理論，沒有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革命實踐經驗，要做到揮灑自如、恰如其分地運用國學是難以想像的。當然，無可諱言，毛澤東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導下，引用典故或者古詩、古語，為推行某些“左”的政策提供歷史論據，這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