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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問大家：中國古代最好的小說是哪一部？毫無疑問，白話長篇小說《紅樓夢》；如果再問：哪部書與《紅樓夢》形式上互補，成就上媲美？那當然是文言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聊齋紅樓，一文一白，一短一長，形成中國古代小說的雙峰。《聊齋志異》不僅是中國文學的驕傲，還是世界文庫中的東方瑰寶，它經常讓漢學家驚奇。20世紀80年代，芝加哥大學教授九迪·蔡曾對我說：現在美國報紙上鋪天蓋地的文章都是教女人如何在男人面前保持性魅力，而在300年前封建閉塞的中國，蒲松齡竟然已經寫出了像《恆娘》這樣的小說！妻子利用性魅力打敗競爭對手，把丈夫牢牢握在手心。17世紀中國作家寫出可供20世紀美國婦女行為參考的小說，太神奇了。
《聊齋志異》是部神奇小說，其實它的作者蒲松齡的出生就有幾分神奇。
明崇禎十三年（1640）四月十六日夜間，山東淄川蒲家莊的商人蒲槃做了個奇怪的夢，他看到一個身披袈裟、瘦骨嶙峋、病病歪歪的和尚，走進了他妻子的內室，和尚裸露的胸前貼著塊銅錢大的膏藥。
蒲槃從夢中驚醒，聽到嬰兒的哭聲。原來，他第三個兒子出生了。“抱兒洗榻上，月斜過南廂”。蒲松齡的父親蒲槃本來是讀書人，因為屢考不中，棄儒經商，成為小康之家。蒲松齡青年時代在父親羽翼下安心讀書，跟朋友張篤慶、李希梅、王鹿瞻組成“郢中詩社”，孝婦河泛舟，大明湖遊覽，青雲寺讀書。但好日子沒過多久，25歲時，他分家了。蒲松齡的兩個哥哥是秀才，兩個嫂嫂卻是潑婦，為了雞毛蒜皮的事整天鬧得雞犬不寧。蒲松齡後來能寫出那麼多精彩的潑婦形象，就因為他日常生活耳濡目染。家裡鬧得實在不像話，蒲松齡的父親說：“此烏可居耶？”只好給四個兒子分家。家分得很不公平，好房子好地都給哥哥分走，蒲松齡分了薄田20畝，農場老屋3間，破得連門都沒有。蒲松齡找堂兄借了塊門板，帶著妻子、兒子搬進去。他分到240斤糧食，只夠一家三口吃三個月。
為了養家餬口，蒲松齡開始了長達45年的私塾教師生涯。私塾教師是得不到功名的讀書人謀生的出路，但寄人籬下的生活很辛酸。蒲松齡寫的《鬧館》裡的教師和為貴向僱主承諾：我雖然是來教書的，但颳風下雨我背孩子，放了學我挑土墊豬圈，來了客人我擦桌子端菜燒火。簡直成全能僕人了。這當然有點兒誇張，但身份低微的農村私塾教師生活確實艱難，待遇不高，一年能拿八兩銀子就算不錯。而維持一戶莊稼人最低生活得20兩，這是《紅樓夢》裡劉姥姥算的。
蒲松齡30多歲時，四個孩子陸續出生，父親故去，老母在堂，他到了“家徒四壁婦愁貧”的地步，有時不得不賣文為活，替別人寫文章掙幾個錢，比如說寫封婚書，寫篇祭文，報酬不過是一斗米，或者一隻雞，兩瓶低檔的酒。蒲松齡最犯愁的就是怎樣按時交稅不讓催稅的人登門。當時官吏為了催稅，搞所謂“敲比”，就是把欠稅人拖到公堂上打板子，有時活活打死。蒲松齡為了交稅，要賣掉缸底的存糧，賣掉妻子織的布，甚至賣掉耕牛。他抱怨土地：怎麼穀穗不直接長銀子？蒲松齡多次寫自己的貧困。有首詩寫他看到市上賣青魚，很想吃，但是沒錢，只好“安分忘饞嚼”。青魚很便宜，是屬於平民
階層消費的，但是蒲松齡吃不起。他的《日中飯》寫全家沒有乾糧吃，煮了鍋麥粥，幾個兒子搶起來，大兒子先把勺子搶到手裡，到鍋底撈稠的；二兒子拿著碗叫著吵著跟哥哥搶；三兒子剛會走路，翻盆倒碗像餓鷹；小女兒站在一邊可憐巴巴看著父親。蒲松齡有首詞《甲寅辭灶作》，寫“到手金錢，如火燎毛”，一烘而盡，除夕祭灶，連肉都沒有，他懇請灶王爺不要因為祭神不豐到天上說壞話，風趣地說：灶王爺看不過去，就請上帝賜給萬鍾粟、萬兩金，一家老小活得光鮮，祭神也有錢，豈不兩相便宜？他的《除日祭窮神文》說：“窮神，窮神，我與你有何親，興騰騰的門兒你不去尋，偏把我的門兒進？……我就是你貼身的家丁，護駕的將軍，也該放假寬限施恩。你為何步步把我跟，時時不離身，鰾粘膠合，卻像個纏熱了的情人？”
在古代大作家裡，蒲松齡的平民特點很突出，貧困使他和下層百姓同命運，共呼吸，使他對吏治黑暗有深刻認識。
“文窮而後工”，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康熙十八年（1679）春天，蒲松齡40歲那年，《聊齋志異》初步成書，蒲松齡寫了《聊齋自志》敘述創作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