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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而周圍的群星就護衛著它。”這裡，孔子講得很形象，把君民關係比作北極星與群星的關係，官民和諧，北極星與群星互相輝映。其所以此，就因為統治者實行了德政，對百姓寬厚。寬則得眾，孔子為統治者開了治國的良方，實行德政可以得到百姓的擁護。

在位的統治者常常感到百姓難治，難管理，難於制伏，生怕他們為非作歹，犯上作亂，因而惴惴不安，提心吊膽。前面提到的季康子也不例外，常有這樣的心態。擺在他面前的嚴重問題就是感到魯國的盜賊太多，盜竊成為普遍現象，似乎遍地是賊，真令他頭疼。什麼原因呢？他不清楚。用什麼辦法去解決呢？他也束手無策。於是他又去請教孔子。孔子是明眼人，知道產生盜竊問題的根本原因是百姓處於貧困狀態，因飢寒所迫。百姓又何故貧困呢？不是他們懶惰，生產不出糧食和布匹，而是因為統治者的貪慾太大，無休止地向百姓巧取豪奪，搶佔了他們的勞動果實。因此，解決盜賊的根本辦法是統治者要抑制自己的貪慾，少向百姓伸手。所以，孔子回答季康子說：“如果你們在位的人不存在那麼多的貪慾，即使你懸賞鼓勵百姓去盜竊，他們也不會去幹。”

孔子的話頗幽默，聽起來有趣。但這絕不是同季康子開玩笑，恰恰是說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

孔子的德政與統治者的暴政是對立的，同時與統治者的苛政也是對立的。不準亂殺人以反對暴政，呼籲剋制貪慾以反對苛政。在那時，苛政普遍存在，問題相當嚴重，孔子為此痛心疾首。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學生子路經過泰山，在深山裡，他們忽然聽見一位老婦人的悲慘哭聲。孔子讓子路前去打聽哭的原因。子路前去一看，老婦人守著一個墳頭痛不欲生，原來她是在哭剛死去不久的兒子，兒子被老虎咬死了。在此之前，兒子的父親、爺爺都被老虎咬死了，如今只剩下孤苦無靠的老婦人，她怎麼能不哭呢？子路問老婦人：“你們怎麼不離開這老虎吃人的地方呢？”老婦人回答說：“躲在這深山裡可以逃掉官家的稅收。”子路把這些情況告訴了孔子，孔子喟然長嘆：“苛政猛於虎也。”

孔子仁者愛人（3）

暴政和苛政折磨著百姓。孔子才為世出，心向百姓，提出了德政。百姓希望有德政。孔子順應民心，提出了富民的經濟政策。有一次，他和學生冉求到衛國去，他看到衛國的人口眾多，十分驚喜，認為是國家興旺昌盛的象徵。冉求問他：“人口多起來了怎麼辦？”孔子回答說：“那就想法讓老百姓富裕起來。”學生又問：“富了以後又該做些什麼呢？”孔子說：“還要教育他們。”

這簡短的對話表現出孔子超出常人的見解，對百姓既要“富之”，又要“教之”，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都考慮到了，一方面要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免受飢寒之苦，另一方面又要提高百姓的修養素質，富而知禮，以免越軌犯上。窮而為盜，社會不安定，富而不教，社會也同樣不得安寧。富之教之，先富後教，從物質到精神都富有則是最理想的。孔子從社會長治久安的高度，從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角度，深刻地闡明瞭富民教民的重大意義。

孔子是教育家，深深懂得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從政者不可簡單地用刑法來制服人，應該用道德規範來教化人。他說：用刑法來制服人，百姓只能產生畏懼之心不敢去做違法的事，但不產生羞恥之心。也就是說，他們只能被動地去服從，而不是主動地去遵守法規。如果把統治方法變一變，首先用道德規範去教化他們，知道怎樣做就是正確的，怎樣做就是可恥的，對是非榮辱分辨得十分清楚，那麼，百姓就好管理了，就歸順於你了。富與教、德與刑都是缺一不可的，應當相互兼顧，互相統一。

這種兼顧和統一，目的在於使百姓服從統治者。不過，有時百姓不服從統治者是因為別的原因，即統治者重用什麼人的問題。有一次，魯哀公問孔子：“我怎樣做事百姓才心服呢？”孔子明確地告訴他：“你要注意用人問題，把正直的人提拔起來，位居枉道者之上，百姓看了就高興，他們就服你；反之，壞人當道，你把枉道者舉得很高，壓在賢人之上，賢愚顛倒，百姓看了就生氣，他們自然就不服。”這裡說到的是一個治國安民的深層次問題，孔子考慮到了，國君往往沒有考慮到。

治國安邦是一件大事，國家能否治理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治國者的素質。正因為如此，孔子主張賢人治國，也就是他的賢人政治。

從政的賢人應具有什麼樣的品德呢？

孔子說要有五種美德。其一，從政者要給百姓帶來實惠而又不需要從國庫裡拿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