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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馳驛送來”，並嚴示“不可預露風聲”。13日，乾隆帝召諭大學士九卿等朝臣，痛斥胡中藻“詆訕怨望”，“非人類中所應有”，指斥胡中藻集內詩句“又降一世夏秋冬”，是隱喻清朝傳三世以後至乾隆時“又降一世”。“一把心腸論濁清”，是“加濁字於國號之上”。呈南巡詩有“三才生後生今日”，是詈罵乾隆帝在三才（天、地、人）之後。又所出經義試題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隆乃朕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譭之意可見。”等等。

乾隆帝還說：“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乾隆帝認定：“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鄂昌身為滿洲世僕，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和，引為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最後說：“朕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囂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隨即將鄂昌、胡中藻拿解來京審訊，並將張泰開革職。

乾隆帝親自鑄成此案，旨在打擊權勢顯赫的鄂爾泰家族，消除大臣間的朋黨積習，用意是明顯的。但以胡中藻獄為引線，任意指斥詩句為誹謗，則又繼承了前朝以語言文字之過處置大臣的惡例。

雍正帝在位時因力矯康熙末年的積弊，施政不免嚴猛。乾隆即位的次年即1736年（乾隆元年）就在詔諭中說：“大抵皇祖聖祖仁皇帝時，久道化成，與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寬縱之弊。皇考世宗憲皇帝整頓積習，仁育而兼義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嚴峻之弊。朕纘承統緒，繼述謨烈，惟日孜孜，正欲明作有功，以幾惇大成裕之治。”乾隆帝這段話表明：他力圖矯正前朝施政或寬或嚴的弊端，以“寬嚴相濟”作為自己的施政方針。

他依據寬嚴相濟的施政方針，對前朝已經處置的重大案件，又重新做了處理。當年雍正帝嚴懲宗室兄弟，翦除政敵允禩、允禟一黨，令其削籍離宗，賜名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禟相繼死於獄中。宗室多人也被株連。乾隆帝即位後，於1735年九月，詔宗人府依聖祖康熙帝處置宗室例，將宗室、覺羅中有因罪革退名號，並其子孫除去玉牒，不準載入者逐一查明，分賜紅帶、紫帶，附載玉牒。十月，諭將雍正帝拘禁的允禵寬宥。已死的允祉收入譜牒。又命廷臣重議允禩、允禟子孫事。十一月，又依照康熙處置莽古爾泰等例，將允禩、允禟的子孫，給與紅帶，收入玉牒，即重新承認他們的宗籍，仍為皇族。乾隆帝此舉，旨在爭取皇族宗室的支援，用意是明顯的。

雍正帝處置年羹堯案，涉及依附他的漢人文士汪景祺、查嗣庭，家屬子孫均被流放。1736年3月，下詔赦免了汪景祺的子孫、兄弟族人。查嗣庭受牽連的後代子孫，也得以從寬發落。

乾隆帝在寬赦前朝滿漢罪臣家族親屬的同時，又嚴厲處置了曾靜、張熙。曾靜及弟子張熙，因雍正時傳播呂留良反滿思想，勸說岳鍾琪反清案被拘。雍正帝赦其死罪，命往江浙各地宣講，自陳悔悟。乾隆帝即位後，隨即加重處置，說：“在皇考當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斷難曲宥。”1735年12月，將曾靜、張熙凌遲處死。乾隆帝初即位，即處置曾、張，旨在鎮壓漢人的反抗，用意也是明顯的。

另一方面，他還加強了對漢人文士的選拔任用。經過康、雍兩朝採用漢制統治廣大漢人地區，漢人文臣已在統治集團中逐漸佔有重要地位。乾隆帝即位後，在處置曾、張以鎮壓漢人反抗思想的同時，又以多種方式，選擢文士，開拓仕途，以爭取漢人文士的臣服。

康熙時曾於科舉定例之外，特設博學鴻儒科，擢選文士。1735年8月乾隆剛即位，就於11月下詔說：“皇考樂育群材，特降諭旨，令直省及在朝大臣，各保舉博學鴻詞之士，以備制館之選。乃直省奉詔已及二年，而所舉人數寥寥。……朕因再為申諭，凡在內大臣及各直省督撫，務宜悉心延訪，速行保薦，定於一年之內，齊集京師。”

次年二月，各省所舉文士即有一百餘人到京。九月，在保和殿御試一百七十六人，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及吏部侍郎邵基閱卷。考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乾隆帝親自召見，授一等劉綸、潘安禮、諸錦、于振、杭世駿為翰林院編修。二等中由科甲出身的陳兆侖、劉玉麟、夏之蓉、周長發、程恂授為翰林院檢討，未經中舉的楊度汪、沈廷芳、齊召南授為翰林院庶吉士。1737年（乾隆二年）7月，張廷玉等又考取續到的博學鴻詞之士一等萬松齡、張漢為翰林院檢討，二等朱荃、洪世澤為翰林院庶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