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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排隊領救濟麵包、尋找施粥所、退役軍人在街角賣蘋果的年代。在情況更為惡劣的德國，所有這些則最終促使希特勒上臺。

但是，當我們回顧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的時候，我們發現，這個時代並非都如費雪那樣癲狂、梅隆那樣盲目、胡佛那樣麻木。事實上，危機之前，還是不乏智者警告的聲音。

就在股市崩潰前夕，即1929年9月5日，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股市分析師羅傑·巴布森在一次午宴上發表了一篇演說。這位多年來的悲觀主義者不止一次地預警股市大災難即將到來，但是隻想聽樂觀預測的華爾街市場根本無視巴布森的警告。巴布森這一天沒有說別的，只是強調：現在我要把去年和前年說過的話再重複一遍，災難遲早要到來。

而幾乎與此同時，一個富豪因為一件小事突然驚醒，從而成功脫身，這個人就是日後的美國總統肯尼迪的父親約瑟夫·肯尼迪。肯尼迪一次在街邊與一個擦鞋匠閒談的時候，驚訝地發現，鞋匠對股市竟然是侃侃而談，手舞足蹈。他頓時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立即決定拋空手中的股票，他的理由是：如果連擦鞋匠都在買股票，我就不想再待在裡面了。

頑固的胡佛

胡佛對這場大危機是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的，在剛開始的一段時間內，他否認危機的嚴重性，繼續奉行傳統庸俗經濟學理論，確信市場自行調節、自由放任政策可以使美國安然度過危機，他一直持樂觀的觀望態度和視而不見的鴕鳥政策。在他看來，1929年10月的證券市場崩潰“只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危機發生後不久，胡佛即宣稱：“對美國經濟的前途或對美國企業經營的力量哪怕有絲毫的不信任，都是蠢事。”10月25日，他說：“美國的經濟是建立在穩固和繁榮的基礎上的。”胡佛把大危機看作是“一種心理現象”，他親自挑選了“蕭條”這個詞，“因為它看上去不像‘恐慌’或‘危機’那麼嚇人”。

隨著經濟危機的發展，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日益蔓延，部分壟斷資產階級為解救瀕臨崩潰的困境，要求調整經濟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胡佛也被迫逐步採取了區域性的反危機措施，從1931年開始，美國推行了以維護自由放任原則為前提的、倡導地方和民間團體自願聯合的政策。

1929年11月15日起，胡佛召開了一系列有實業界人士和勞工領袖參加的白宮會議，要求工商界、各社團勞工領袖和地方政府儘可能用正常建設的辦法來協助政府改善局勢。12月，胡佛要求國會透過降低所得稅的法令。這項法令的規定和實行，實際上只對富有企業主有利。胡佛還推行農產品銷售法，聯邦農業局將以5億美元的週轉金貸款給銷售主要農產品的合作社，來維持不低於世界市場的價格。這項措施只是暫時解決了大農場主的一些燃眉之急，無助於抑制每況愈下的農業危機的蔓延。

1930年，胡佛推動國會透過了提高多達近千種工業品關稅率的方案，但是卻引來各國的以牙還牙，報以高關稅壁壘，加劇了世界性危機的惡化。

胡佛政府最重要的反危機措施是成立復興金融公司。它於1932年1月16日由國會透過，1月22日由胡佛勉強簽署。該公司擁有5億美元的資金，有權借貸三倍於資金的15億美元的免稅證券，以挽救銀行、鐵路、建築與貸款公司及其他金融機構。1932年7月透過的緊急救濟與工程法，使復興金融公司的借貸能力增加到33億美元，並且把職能擴大到借給各州救濟失業的機構和自負盈虧的公共工程。但是胡佛的這個機構被人們評論為是大企業救濟所，它所要幫助的物件都是一些大企業。事實上，復興金融公司並沒有解決主要的經濟問題，更沒有制止危機的惡化，因此，這個胡佛政府最有代表性的反危機措施所起到的作用很小。

其實，縱觀胡佛的一系列措施，其核心無非是頑固地推行自願聯合政策。1930年12月2日，胡佛在第二個國情諮文中說：“經濟不景氣的問題是絕不能用立法的行動或行政的宣告來解決的。經濟創傷只能由經濟實體的細胞——生產者和消費者——來自我治療。”他一再聲稱政府可以做出的最佳貢獻在於鼓勵地方上的相互合作。

為此，胡佛政府於1931年成立了失業救濟局，不過，胡佛強調應由私人慈善機構來解決失業救濟問題。胡佛還批准了摩根支援的所謂“鄰居互助計劃”，根據這個計劃，每個人都應該負起責任來幫助他的四鄰中生活困難者。這樣，摩根就只須幫助住在他的大廈四周的四五十家不幸人家，而一般每星期只有一兩天工作的人也同樣有責任去照顧他所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