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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is）等改革家的揭露和呼籲，才針對這種非人道狀況頒佈了關於這類“分租住屋”（Tenement　House）的法律，規定每幢住屋必須有窗、廁所、太平梯等等。但是，儘管如此，在十九世紀中期，紐約大概是西方世界裡生活素質最差的一個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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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紐約（4）

從經濟和現實角度出發的“一八一一年計劃”完全沒有考慮到為紐約設計公園。直到內戰之前，市政府在民間組織多年的壓力下，才作了一個紐約都市發展方面最明智、重要的決定，選中了奧姆史戴和伏渥（Frederick　Law　Olmstead，Calvert　Vaux）兩人的設計，在曼哈頓正中央收購了一片八百四十英畝的長方形土地，於一八五七年動工，花了將近二十年才完成的一大建築傑作——中央公園（Central　Park）。

內戰對紐約的影響不很大。不錯，紐約志願軍參加了不少戰役，市區的物質發展停頓，人口甚至於下降了十萬，與南方各州的貿易也中斷；但是配備調往前線的部隊已足以使紐約的工商業至少保持了原位。然而，紐約卻因南北戰爭而發生一件醜聞。這就是一八六三年的“徵兵暴動”（Draft　Riots）。先因富家子弟可用三百美元找人代替入伍，又因新移民怪罪黑人挑起內戰而引發暴動，數萬人上街燒殺搶劫，死了至少四百人，估計高達兩千至八千多人受傷。

內戰結束之後，紐約不但人口又增加到一八七〇年的九十五萬，而且成為全國一大製造業生產中心。財富來源已不光是靠十九世紀初發展成熟的內陸、沿海和國際貿易。現在的紐約由於有了工業基礎，使它的經濟實力更為雄厚。這個時代精神有一個最佳的具體表現：一座偉大的建築物，現代摩天大樓之父、跨越東河的布魯克林大橋。

決定紐約早期發展的大自然，到此時，反而成為一個主要的障礙——環曼哈頓皆水也。沒有橋的曼哈頓，無論其財勢多麼雄厚，單靠渡船，幾乎是半殘廢的。今天，如果你只把跨越水面的交通建築稱之為橋，那麼紐約市至少有六十多座；而如果你把所有陸橋、行人橋、鐵路橋、水道橋等等任何跨距也算在內，那麼紐約市有兩千座以上。這都是從布魯克林大橋開始的。

而且就建築來說，無論內戰之前有多少座重要的里程碑（如：St�Paul’s　Chapel，一七六六；City　Hall，一八一一；Federal　Hall，一八四二；Trinity　Church，一八###），這座由約翰·羅布林（John　A。　Roebling）設計，由其子媳華盛頓和埃米莉·羅布林（Washington　&　Emily　Roebling）建造和監工，於一八八三年落成的布魯克林大橋，以其一英里以上的跨距，人為地克服了大自然安排的東河障礙，將紐約市曼哈頓與布魯克林市連成一體。當時，所有房屋（教堂之外）都在六層以下。而首先使用鋼材繩索的布魯克林大橋卻出現了兩座高達二百八十英尺（約85米）的哥德式橋塔，實際上成為紐約的第一座現代摩天大樓；是建築工程史上一項偉大成就，而且是現代紐約的帶步人。但不幸的，首先隨著工商和物質發展而來的是政治腐敗。這就是所謂的“鍍金年代”（The　Gilded　Age），表面上繁榮，吃、喝、玩、樂什麼都有，幾次不景氣都未能將它拖垮；但背後卻是貪汙腐敗、官商勾結和貧困。這是紐約政治最黑暗的時代，其中心人物是威廉·特維伊德。他曾經利用建造一幢約二十萬美元的法院大樓而撈了一千三百多萬美元，幾乎是美國從帝俄手中買下阿拉斯加價錢約兩倍！如果不是新聞界和改革派的反對，以及市民利用選票將他的傀儡趕下臺，並將他送進監牢，那不敢設想，他從籌資策劃階段就插手壟斷的布魯克林大橋會有什麼樣子的結果。

政治黑暗之外，紐約還經受著一個具體而有形的壓力。一八八〇年代開始的又一個移民潮（蘇俄和東歐猶太人、義大利人）使紐約人口在短短十幾年內增加到幾乎兩百萬人。他們多半都擠在東城的“分租住屋”裡，那種一個一百英尺（約30米）比二十五英尺（約7�5米）“街廓”一幢、每幢六層、每層四個單元、共享一個廁所，沒有暖氣、熱水和浴室的分租公寓。事實上，到十九世紀末，紐約市有將近三分之二的人口以此為家。

然而，紐約的驚人活力、動力和財力，使它在政治和社會如此黑暗的情況下，仍然雄心萬丈地大步前進。以海運來說，內戰之後，美國商船總噸位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