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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素的人道主義情感，譴責他感觸不“真切”或“沒有切膚之痛”，是毫無道理的苛求。國際上許多人士給非洲災民捐款，國內也有不少捐資助學的熱心人，他們中很多人生活富足，同樣缺乏非洲饑民、西部農村失學兒童的“切膚之痛”，有些人有時不免說一些不夠顧及受助者感情的、無心的過頭話，但我們能因此指責這種幫助本身麼？

我們知道，約瑟夫醫生是心理學和心理教育學專家，而不是專業歷史工作者，作為非歷史學家、非華裔、非當事人、非專職研究者的他，對南京大屠殺的理解、對史實的把握、對資料的辨析自然存在不足，影片中出現硬傷是在所難免的，不要說他這樣的外國業餘人士，即使中國人自己研究自己的歷史，同樣出現過層出不窮的瑕疵，那些號稱“歷史正劇”的電視劇中常識錯誤不斷不消說，即使歷史研究名家、大家，如晚清史專家羅爾綱先生、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同樣曾在自己最擅長的領域出過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中國人、專家尚且如此，我們有什麼理由苛求外國熱心人、愛好者完美無暇？提這個要求的人不妨捫心自問，你自己做到了麼？

更何況，一些國內專門機構一方面指責約瑟夫醫生“觀點不確、評價不實”，一面對人家送上門來的光碟避之唯恐不及。約瑟夫大夫從未來過南京，有些地方沒看到、沒想到，因而影響自己的判斷和評價不足為奇，作為掌握這些資源的專門機構，你們為什麼不能幫人家一把，請他來南京，實地看一看，交流一下，不是更好麼？像東史郎那樣覺悟了的日本老兵，無數犯過戰爭罪責的日本前戰犯及其親屬，都可以來憑弔、來交流，真心誠意向世界揭示真相的約瑟夫大夫為什麼只能吃閉門羹，甚至連一張薄薄的光碟也概莫能免呢？

作為獨立和業餘製片人，約瑟夫醫生拍攝影片的費用全部來自自己的腰包，“粗製濫造”（或換言之精打細算）是在所難免的，這也必然影響影片的質量，可是他畢竟在這樣的條件下完成了這部影片，並在得不到正規發行空間的困難條件下取得了巨大的國際影響力，讓更多的人瞭解了歷史真相，知道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和南京城在戰爭中所遭逢的不幸，許多指責他“粗製濫造”的人，為什麼不“精工細作”一些更有力、更有影響的作品，去影響更多的國家和民眾？或者，也“粗製濫造”一些和《南京夢魘》相同檔次的東西，取得同樣的效果和影響力？如果像約瑟夫那樣努力去做了，哪怕效果還不如他，我們也會對其致以最真誠的敬意；如果自己沒有做，卻對別人的努力和付出說三道四，甚至出口傷人，那麼這又是一種怎樣的心態？

至於“意在賺錢”和炒作，這更是個似是而非的命題。這位美國人的初衷如何，目的和動機是什麼，我們根本無需過度關心，至少這部紀錄片本身在敘述上是無惡意的，在效果上起到了為南京大屠殺正本清源、對日本軍國主義暴行予以揭露的良好作用，客觀上是有利於歷史、有利於中國民眾的，作為唯物主義者，何以不看到這一點，反要作“誅心”之論？

退一萬步說，即使人家真的有賺錢的念頭，這又有什麼？將心比心，有幾個人做了一樣東西出來，是為了賠錢的？大海不擇細流，泰山不捐霄壤，在揭露日本軍國主義戰爭暴行、揭示南京大屠殺真相上，國際上更多人的關注、參與和推動，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如果所有熱心參與的人士都賠得血本無歸，而且像約瑟夫醫生那樣，日本右翼誣衊於前，某些中國偏激者叱罵於後，他們中許多人將勢必遠離這一話題，這不是在客觀上做了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蠢事麼？某些偏激者的做法，究竟是有利於批評日本軍國主義，有利於揭露大屠殺真相，還是恰恰相反？抗戰期間，新四軍蘇北根據地從上海敵佔區搞到不少鋼管，製造武器、支援抗戰，其中不少供貨商人的確就是為了賺錢，但新四軍並未因此說“你們動機不純，把你們的鋼管拿回去”，而是“一切為了抗戰，一切有利於抗戰”，熱情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與之相比，當前某些人的想法、做法，何其陋耳。

當前有些人，姿態偏激、語言激烈，動輒指責別人“賣國”、“漢奸”，或對一些幹實事的人橫加挑剔、百般攻擊，卻不見他們自己為澄清歷史真相、揭露軍國主義罪責做哪怕一點點有價值、經得起時間和歷史考驗洗磨的事情。做一個偏激的挑剔者是成本最低廉的，第一，不需要真正瞭解歷史，只需記住幾個口號；第二，不需思考、分析和辨別，只需不斷重複那幾個口號；第三，不需自己動手做什麼，只需反對任何別人做什麼，可以說要多容易有多容易，但他們對歷史真相的貢獻，卻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