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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庭不會判處死刑”，蒙蒂尼法官在裁定書中也認為，中國政府的保證是“可以相信的”，那麼這樣一個被法新社稱為“賴昌星的勝利”的判決又何以赫然出臺呢？

加拿大除了魁北克省外都屬於英美海洋法系，在法律裁決上主張“循前例”，由於賴昌星案是中國方面首次向海外作出“不判死刑”承諾，自然不可能有“前例”證明（或否定）中國政府會切實履行承諾，賴昌星及其律師馬塔斯正是抓住這一法律空隙大做文章，指出賴案一些同案從犯已被處決，且賴的一個哥哥也死於獄中，因此“無法保證賴不會在獄中受到迫害，即使現在不會，十年、十五年後也未必不會”，併成功令法官採信。

由於加司法體系保守低效，許多法官本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原則，在案例裁決中因循前例，得過且過，即以賴案而論，由於“無前例”，法官需自己衡量是否採信中國政府的保證，如果選擇採信，則法官需承擔巨大的壓力，而倘選擇發回重新評估，則有“循前例”的章程可循，即使判決有錯，也是制度的錯，而法官個人無需對此負很大責任，在這種形勢下，4月5日的判決結果其實是早在預料中的。

加拿大司法體制最大的問題，就是從體制上保證了被引渡（被遣返）人得到儘可能多的法律援助選擇，只要有錢打得起官司，就可以在“申請－行政決定－不服上訴”圈子裡來來回回打得沒完沒了，一般國家半年至兩年就能完成的引渡（遣返）仲裁，在加拿大拖上幾十年絕非奇事。事實上賴昌星案絕非孤立的個案，1996年被控在泰國殺死妻子後逃亡加拿大的邁克爾。克勞斯、1997年貪汙泰國曼谷銀行8800萬美元鉅款的拉克什。薩克森納，罪證確鑿，人贓並獲，加聯邦司法部長親自簽發引渡令，卻在沒完沒了的司法圓圈陣中至今不見結果；詐騙菲律賓政府7500萬美元的格羅裡婭。陳科夫婦潛逃加拿大至今六年，遣返引渡仍無下文；印度殺人犯蘇布雜湊。阿格拉瓦等在加拿大招搖過市，加方既不肯引渡，也不願自己起訴、審判；更誇張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謀殺省長的菲律賓人羅德爾浮。帕西菲加德自87年偷渡加拿大至今已20年，遣返程式仍未完成，成為國際司法界的笑柄。

上面這些案例，其原籍或作案國均與加簽署了正式引渡條約，但加司法方仍以“缺乏監督”、“缺乏保證”、“司法不健全”、“對嫌犯可能不公平”等為由一拖再拖，而中國和加由於司法體系分屬羅馬法系和海洋法系，差異本身較大，加上又至今未簽署雙邊引渡協定，僅憑並無約束力的《中加刑事司法協議》和綱領性的《聯合國反腐公約》協調，自然更困難重重。

雪上加霜的是，加方在處理這類司法案件時往往受到某些政治因素的影響。中加兩國政治制度不同，自加現政府上臺以來，雙邊摩擦屢屢，去年加成為對華貿易額不增反降的唯一西方大國，有矛盾再加上缺乏溝通和了解，自然讓雙邊在司法範疇的互信更難達成，此次判決中法官提出“缺少可信保證”，而事實上“外交承諾”本身，就自然包含複核和監督的元素，法官就這條提出質疑，無疑表明他所聲稱的“信任中國官方保證”其實充其量也只是半信半疑而已。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加引渡法形成於1877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之一，加國也是最早和中國進行雙邊引渡談判的西方國家之一，但賴昌星和無數中外貪官、罪犯卻正利用加的司法漏洞和人為誤區，在這個被斥為“貪官天堂”的國度逍遙法外。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引起許多國家的不滿，甚至鄰國美國也頗有怨言：許多越戰、伊戰逃兵在加尋求庇護，這個皮一扯就扯到現在。

其實這種現象最大的受害者是加拿大及其國人，白白消耗的鉅額司法成本均需由納稅人承擔不說，這些犯罪分子得以長期滯留加拿大，也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更不用說“貪官樂園”這個不光彩名詞給該國造成的全球性負面影響了。不但如此，由於打官司、請律師都需消耗大筆金錢，無形中形成了“越有錢越能賴”的現象，那些坐擁大筆不義之財的賴昌星之流可以長久耗下去，而貧困的普通非法移民卻因無錢打官司被很快遣返，這顯然和加一向標榜的“人權、公平”自相矛盾。

迫於國內外的抱怨和壓力，加政府也曾做過一些改革嘗試，其中以1999年動作最大，但由於積重難返，加上政治因素不斷影響司法改革，結果很快流於一紙空文。

在這樣的背景下，賴昌星大約會在加賴上相當長的時間，除非以下兩種情況至少一種發生：賴在官司中耗盡家財難以為繼，或中加之間完成另一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