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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問題的基礎，如果連“對不起”都不肯說，連自己曾經有錯都不肯認，那麼誰又敢相信，同樣、或不同樣的侵害旅客權益舉措，不會在不遠的將來再次公然出爐呢？

………【批評于丹不如先批評自己】………

從百家講壇到簽名售書，“于丹版論語”、“于丹版莊子”的熱潮在席捲全國數月後似乎略顯頓挫，不同的聲音也越來越多地傳出，繼簽名售書會上有人“鬧場”後，近日又傳出所謂十博士抵制于丹的新聞，一時間，批評于丹現象彷彿跟于丹現象本身一樣迅速成為熱點，大有並駕齊驅之勢。

于丹及她的“現象”，是否該批評？完全應該。

和其他一些“國學明星”一樣，她常自覺不自覺地用主觀意見置換傳統典籍中固有的東西，用自己見解替代了傳統真實。如她在講解《論語》中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時，將“信”解釋為信仰，從而把原本孔子對君主的要求“必須取信於民”，變成了對老百姓的要求“必須有崇高的信仰”；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解釋為“你在什麼位置上，要做好本分，不要越俎代庖，跳過你的職位去做‘不該’你做的事”，而孔子本意卻是“不處於相當的位置，就無法處理相應的事務”；將“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的“事”理解為“有事沒事”，把整個句子理解為“有事沒事在國君和朋友面前轉悠，就會招惹他們的反感”，實則“事”是“伺候”之意，整句也應解釋為“伺候君王太久，跟朋友交往太頻繁，都可能自討沒趣”。她講座、書籍主旨是“心得”但心得是對《論語》本意的闡發，本意就錯了，心得自更離題萬里。

倘僅是誤讀，則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原本無足深較，但有些明顯有問題的解讀卻很難相信僅是認知問題。如她把“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小人解釋為“小孩子”，並聲稱當時“小人”的意思應該就是小孩子，但同樣是她，卻在同一本論語將裡“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小人難事而易說也”等多處中“小人”解釋為公認定義，這不能不讓人覺得，她的學風是先結論、後例證，且對待國學、傳統和典籍，採用了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不當態度。

如果她能坦白告訴大家，這些都是她個人的觀點，而不是經典本意，即使再多錯訛也是一家直言，無可厚非，但現實卻是打著普及國學的旗號夾帶私貨，誤導文化消費者，這就很難讓人接受了。至於某些辯護者強調她語言生動、態度積極，則更不值一駁：如果立論本身有問題，上面這些只會讓謬種流傳得更遠。事實上她這些“國學讀物”，只是沾了些傳統、國學醬油的“國學快餐”，這些快餐和傳統典籍之間的共同點，決不會比海鮮泡麵和海鮮大餐的共同點更多。

既如此，為何說“批于丹不如先批自己”？

必須看到，不管于丹的觀點有多少問題，但銷售量是真的，消費者對國學、對傳統、對經典的熱情也是真的。管仲說“倉廩實而知禮節”，隨著經濟的發展，民眾在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之於開始追求精神富足，開始更多地對傳統、對國學、對古代經典流露出興趣和愛好，這些全都是真實的。

大眾需要親近國學，親近典籍和傳統，但需要的是好懂、有趣、生動、準確的音像、書刊和講解，時代在進步，觀念在發展，以前死記硬背的私塾式、填鴨式教育很難行得通，讓每個普通人成為訓詁大師，同樣罔顧現實。

這正是民間對傳統文化普及的需要，幾十年來，從錢穆先生、林漢達、曹如章先生到蔡志忠等，一些有識之士看到並努力滿足這類需要，但他們人數和作品均有限，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文化消費需求，在這種背景下，于丹的走紅毫不足怪：大眾需要看得懂的“國學”，而於丹恰好提供了這些。

我們看到，許多飽學者不願、不屑或不懂得用大眾聽得懂、喜歡聽的語言向他們推廣，和他們交流，這一點恰是于丹等人的強項：你說的話再正確，人家聽不懂、不愛聽，又有什麼用處？一些學者批評于丹《論語心得》的文字，有的甚至比論語原文還難理解，這樣的批評，又怎麼能深入人心？

對於任何一個民族而言，傳統文化普及都是和科學普及同等重要、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科普不力的結果必然導致偽科學、邪教和迷信的泛濫，傳統文化普及不力，則必將導致傳統文化瑰寶的流失，和被媒體炒作、行家包裝的“國學快餐”大行其道。

以于丹為代表的明星學者及其國學快餐的走紅熱銷，根源正在於人們對傳統文化普及重視不夠，投入不力，成果不多，他們的市場和擁護者，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