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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的有心利用成為開源之渠

1582年，義大利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傳教。在他之前已有一些西方傳教士抵華，雖然他們費盡心力，甚至不惜將自己改作僧侶裝束，以吸引中國教徒，但全都收效甚微。利瑪竇在長期觀察、研究後得出結論，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只有將教義與最為中國大眾所推崇、尊重的儒學相結合，才能開啟他們的心靈之門。在此思路引導下，耶穌會用“西儒”的面目出現，採用結交士大夫、允許中國信眾尊孔祭祖和將基督教義比附四書五經等做法，慢慢開啟了中國傳教的局面。

然而當時歐洲風氣仍十分保守，嚴禁偶像崇拜的羅馬教廷很難接受尊孔祭祖的合法化，為避免被教廷視作異端，利瑪竇和他的繼承者們開始系統地將孔子學說介紹到西方，1662年，耶穌會傳教士郭納爵將《論語》、《大學》翻譯成法文，以《中國科學提要》的書名在巴黎出版，很快引起各界的矚目與強烈反響，1672年，殷鐸澤出版《中國政治道德科學》，是《中庸》的譯本，15年後又出版《中國哲人孔子》；1711年，《中國六經》以拉丁文出版，這是《四書》的新譯，外加《孝經》和《小學》，這些書加上杜赫德收集耶穌會眾人信件、歷時74年連載編纂成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及他1735年在此基礎上的鉅著《中華帝國志》，比較完整地向西方勾勒了中國文化、尤其作為其核心的儒學的輪廓。雖然這些作品中真正直接出自孔子口中的其實僅《論語》一篇，但分辨不清孔子、孟子和朱熹異同的西方讀者將之籠統地成為“孔學”，並以“Confucius”（孔夫子的音譯）命名。

因為孔學西漸萌於傳教士，因此最初的儒學著作譯本許多都是拉丁文的。

孔學推動了西方啟蒙運動

為避免尊孔被理解為崇拜偶像，耶穌會教士竭力將孔孟之道解釋為“唯物的純粹道德和哲學”，並對其中的“無神論傾向”做了批判，這雖然是個並無太多惡意的曲解，但正是這個曲解，讓孔學在當時的歐洲各國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歡迎。

由於中世紀神學的禁錮，當時的歐洲正處於思想靈感枯竭的深淵，“唯物的純粹道德和哲學”從東方突然傳來，令渴望擺脫狹隘精神束縛的歐洲思想界眼界大開，歡呼不已。

法國大哲學家伏爾泰對天主教一直持否定態度，主張用純粹的“哲學宗教”來取代，孔學的輸入讓他興奮地高呼，這正是他所想要的“沒有迷信、沒有荒誕傳說，沒有褻du理性和自然的教條”的思想體系，在他看來，儒家的主張和信條，中國人按孔孟之道建立的行政體制和道德架構，甚至雍正的閉關鎖國，都是合理的，應該的，他認為“我們法國人不能像中國人一樣真是大不幸”，甚至把家中耶穌畫像改為孔子畫像，朝夕禮拜，並寫了首虔誠的讚美詩：“孔子，真理的解釋者，他使世人不惑，開發了人心，他說聖人之道，決不是預言者的那一套，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國外國都有。”

當時啟蒙運動的主力軍法國“百科全書派”同樣推崇孔子。狄德羅感嘆孔學只用“理性”就做到治國平天下，霍爾巴更在其代表作《自然的體系》、《社會的體系》中以孔學為依據，主張以中國的社會制度代替西方社會制度，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

著名的法國重農學派代表、被馬克思譽為現代政治經濟學始祖的魁奈對孔學推崇備至，認為《論語》一本書的價值就超過希臘哲學七賢全部著作，他的重農主義即源於儒家“以農為本”的思想，他甚至積極努力，竟成功鼓動法國國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國皇帝，行了儒家主張的“籍田禮”，他也因此被稱為“歐洲的孔子”。

在法國以外的國家，孔學同樣迅速傳播，英國早在1691年就將《論語》由拉丁文轉譯為英文；在德國，啟蒙思想家、科學家萊布尼茨不但認真閱讀儒家經典，還直接跟在華的耶穌會士通訊，以瞭解更多的孔學知識，他也成為第一個系統介紹周易和六十四卦的西方人；

另一位德國人、數學家沃爾夫更推崇孔子，認為中國“靠著治國之術（孔學）使這個國家在所有方面都超過了所有別的國家”，和使用拉丁文的萊布尼茨不同，他直接使用德語在各大學巡迴演講，影響更大。

有趣的是，孔夫子同樣引起王室的興趣，早在1688年，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就派張誠、白晉等五名教士訪華，這五人都是法蘭西學士院的博學之士，在中國期間，他們積極學習、蒐集中國政治、文化典章、制度，並參與清廷多項重要活動，張誠甚至8次陪同康熙巡